北京南郊有一座“世界灭绝动物墓地”。鳞次般竖立的一块块墓碑，记载着近代以来已经灭绝的兽类、鸟类和鱼类的名字。新近立起的第146块墓碑上赫然写着“死者”的大名：白鳍豚。

　　白鳍豚于2500万年前由太平洋迁徙至我国长江一带，素有“长江女神”“水中大熊猫”之美誉。199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将它列为“世界12种最濒危动物”之一;2002年7月，白鳍豚“淇淇”去世后，中国科学家再也找不到可以研究的对象了;2006年8月8日，英国《独立报》《卫报》及BBC报道了英国皇家学会《2006长江豚类考察报告》，声称：“生存于中国长江的白鳍豚已经灭绝。”虽说21世纪以来曾有多起“疑似事件”，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还是不无遗憾地表示：“我们可能真的要和白鳍豚说‘再见’了!”

　　据最新版《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记载，被认定为极度濒危的物种有5210种，其中动物(包括兽类、鸟类、鱼类等)2696种。其实，“极度濒危”与“物种灭绝”仅一步之遥，少则十几年多则上百年，某物种如白鳍豚那样在人为破坏的生态环境中骤然成为了“化石”。我国面临这般厄运的并非独有白鳍豚，还有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如中华鲟、中华穿山甲等等。

　　在偌大的地球上，人类与生物界、大自然共存。相对其他有生命的物种，人类有动手能力，有思维能力，有创造能力，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优越感和操纵性。悠悠岁月，人类在凭靠自己的能力优化大自然的同时，也危及了其他物种，危及了自己的生存环境。正因如此，爱因斯坦甚为感慨地说：“人类应该把爱心扩大到整个大自然和全体生命。”人类与大自然其他物种的关系不是一种功利关系，自然界的万物，在人类的眼里，不止是一种资源——被人类取之、用之的对象，它完全可以成为人们情感的寄托、精神的依恋、文化的象征、信仰的目标。然而，检视我国的现实生活，爱因斯坦所倡导的那种“爱心”并没有达到普适性的程度，包括鸟类、鱼类及兽类在内的一切自然之物，都成了某些人享用和支配，甚或虐待的对象。

　　近读英国作家彼得·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写的《动物解放》一书，深受启迪。他痛切地指出：“人类为了自己的福利而剥夺动物的天然福利，并把动物置于苦难的窘境，这是不道德的，是反自然的，最终也有害于人类自身，因为人类与万物共处于一个统一的生物链或生命场里。在这一共同的场域里，强势的一方若总是无节制地加害于弱势的一方。虽然加害者从被害者身上获取短暂的好处和收益，被害者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是，共同场域的痛苦总量增加了，大到一定的程度，生命程序将会彻底崩溃，所有生命在无序中将会日趋消亡。”白鳍豚也许就是在这一态势中被灭绝的。如何缓解大自然承受的重压而使之永葆生机?作者提出了“动物解放”的理念。简而言之，动物“解放”包括两方面：一是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恢复它们的天然福利，停止一切对动物的施虐行为，即使有的动物为了人的目的不得不死去，也应该尽量让其无痛苦地死去;二是人类要尽量少吃肉多吃素，这样就可以减少被圈养和宰杀的动物的数量，一些动物也可以重新成为大自然的成员。对从“三畜以备食”到“背朝天都能吃”的国人而言，要做到第二点尤其必需，也尤其不易。

　　说起“解放”两字，人们自然会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当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的，它彰显了无产阶级的宽大襟怀和崇高理想。倘若我们将这位无产阶级导师的论旨作合理的延伸，把“人类解放”与“动物解放”放在和谐共存的层面进行深入思考，那么，从生物学视角看，人类只有让动物从被奴役、被压迫、被虐待、被剥削的悲惨境遇中得到适度解放，让其获得一定的天然福利和自由，才会缓解自己与生物界、大自然的对立紧张态势，适度控制共同场域中生灵痛苦的总量，从而在优化大自然的同时，最终也优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人类在如何估量自己的能力，如何与大自然、生物界和谐相处，有着不少课题要研究，有着不少事情要办好，其一便是：动物“解放”，尽量减少在“世界灭绝动物墓地”上的墓碑。

　　2017.2.14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