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个好东西，从理论上讲，任何人都要守法，但理论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比如，革命要不要守法?不同的革命者有不同的回答。

　　以革命者自居的蒋介石认为，革命与守法是矛盾的，要革命就不能守法，所以他法制观念淡薄，以“人治”代替“法治”。1942年11月，国民党在重庆开十中全会，有许多人议论纷纷，说国家、党务弄得如此的坏，全是不守法的结果。说来说去，给蒋介石知道了，他决定转变这种观念。他郑重其事地宣称：“有人说我们要守法云云，我觉得有应当说明的必要。我们是革命者，我们要守法，就不应当革命，若革命就不应当守法。”他说这话时洋洋得意，但当即有人唱反调：“你自己订的法总得要守的呀，你自己不守法，为什么还要立法院?”台下嚷得厉害。蒋介石脸一红，头一扭，走了，一面走一面说：“革命守什么法?”他的话传出来，有些坏蛋高兴起来：“我们是革命党，守什么法!”

　　“若革命就不应当守法”，这是愚昧、是无知还是无法无天?亦或是特权逻辑、强盗逻辑、流氓逻辑?

　　法律是刚性的、严肃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无特权，革命者也要守法，否则就与革命的初衷相违背。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孙中山指出：“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满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张东荪先生则认为，革命必须首先和民主相联系。民主是革命的目标，革命是实现民主的手段。

　　蒋介石表面上是孙中山的继承者，但实质上与孙中山倡导的革命差之甚远。在他的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民主与法制观念。他反对的是别人的封建，不满意的是别人的特权，革的是别人的命。其所作所为，无非就是假革命真造反、假革命真洗牌、假革命真夺权。他从所谓的革命者起家，发展到最后竟成为革命的“死敌”，就是他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最好注脚。

　　革命有真假之分，对革命的说法也有真假之分。蒋介石对革命的解释和表态有不少假话，但他对革命与守法相互关系的诠释倒是真心话，说与做也是一致的。在他的“革命生涯”中，封建专制贯彻始终，唯独不见民主与法制的影子。

　　当上“总裁”后，他大权独揽，小权也不分散。大事小事皆个人说了算，什么党纪国法统统都是“狗屁”。他的话就是圣旨、就是法。他“以一人敌一国，以一人敌一党”，结果自然不那么美妙。到了台湾后，他仍使用在大陆时制定的宪制，“处处流露出帝王般的气势与风度”，实行“党国威权政体”，禁止反对力量存在，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以确保一党独大。同时大搞个人崇拜，总统府的大马路改名为“介寿路”，台湾人天天“恭祝蒋总统与中华民族同寿”。直到1988年，台湾才结束家族统治。

　　纵观蒋介石一生，若说他只专制不守法，那有些冤，他也有守法的时候。1942年底，“国军”要砍美国人梅牧师房子周围的树去盖沟，梅牧师说：“请你们不要砍这些树，你们若是非用木料不可，用多少钱我给你们，请到别处去买，因为这些树已长了50多年，太不容易。”一军官说：“不成，不成，非砍不可。”牧师说：“你们应当守法律。”军官说：“我们是革命的军队，要守法还革命么?”牧师去找外交部，外交部一个月后来了“不准砍树”的公函，可树在一个月前已经砍了，一株没留。牧师很不理解，去找蒋介石，蒋就追究起来，把团长、营长叫去问：“为什么砍美国人的树?为什么不守法?”答曰：“为了修盖沟，防备日本人，要守什么法呢?况且委员长说过，革命就不能守法。”蒋没话说了，踢了那军官几脚，叫他们自己去了结此事。

　　从这件事看，蒋介石还是守法的，只不过是选择性守法罢了，选择的对象是美国人。如果对方是一个普通中国人，他可能大骂“娘西匹”，用权力压迫对方屈服。他的守法，是要求别人守法，自己不守法;对洋人守法，对国人不守法;打江山时守法，坐江山时不守法。一句话，什么时候守法，全在他一念之间。

　　古往今来，不守法的蒋介石并不孤单，很多“革命者”都是不守法或是选择性守法的。由此观之，真守法还是假守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

　　（作者为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教授，杂文家，其杂文著作《台上的风景》获全国首届鲁迅杂文奖银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