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为典范的“死忠”之臣，其忠君爱国之切，绝非那些溜须拍马的小人可比。

　　商纣之时，假使换了一批小人围着纣王转，他们一定会盛赞摘星楼、酒池肉林彰显国力强大;看到纣王砸开老人小孩的腿骨验证骨髓的空与旺，绝对要高呼我王圣明预见非凡;看到纣王为妲己剖孕妇之腹见证胎儿的男女，也少不了会歌颂娘娘英明绝世聪颖无双。此类擅扯顺风旗的舔菊之辈，标榜忠君爱国是假，无耻谄媚骗取赏赐才是真。

　　比干的忠君爱国则不同。他犯颜直谏，专门给纣王挑刺，总说不中听的话。目的却是为了纣王不身败名裂，为了国家能长治久安。爱之极深，责之尤狠，这样的爱国才是真正的爱国。

　　不过，比干的爱国主义具有严重的时代局限性。他说：“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由此铸成他爱屋及乌，误把君王当做了国家的唯一代表。“过则谏”不错，“不用则死”就不对了，以此为“忠之至”更错。当纣王只爱美人不爱江山时，比干的头脑就应当开始清醒。当纣王荒淫腐化、暴虐人民时，比干再忠于他便是愚昧。当普天之下谴责纣王无道，800多诸侯齐举义师讨伐时，比干的忠君则只能视为逆历史潮流了。

　　孔门亚圣孟子评价武王伐纣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认为，纣王只是“残贼之人”的独夫民贼，绝非值得尽忠的君主。

　　撇开孟子后来的这一评价，即使站在比干当时的位置，也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本来纣王的父亲去世时，就应该让纣王的哥哥微子接班，但比干违背历来的传统，废长立幼，把商纣捧上了王位。纣王走向堕落，将国家和人民置于水火之中，满朝文武都看不下去，大家再三进谏纣王不听，反而惩罚众多忠臣。此时，“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仇寇”，比干完全可以联络这些忠臣，重立微子为王，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可他却一条道走到黑，顽固地寄希望于死不改悔的纣王良心发现、痛改前非。这种“死忠”形式上够忠了，由此博得了忠君的美名，结果自己丢命事小，断送殷商社稷事大，而且把纣王也推上了绝路。满盘皆输，岂非愚蠢至极。

　　历史上重选皇上的例子屡见不鲜。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开创了彪炳史册的开元盛世，功德无量。后来他沉湎酒色宠幸奸佞，导致了安史之乱。危机之下，马嵬坡“六军不发”，迫使他让位，李唐王朝才得到挽救。倘若文武大臣“死忠”于李隆基一人，恐怕江山早就易手，哪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机会。这是统治者内部的一次明智选择。两相比较，唐玄宗还只耽于享乐，远不像商纣那样堕落残暴、祸国殃民。有唐一代，家族内部争位频繁，甚至出现了史上少见的牡鸡(武则天)司晨，可唐朝恰恰在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

　　清朝末年，国势日渐衰退，列强竞相来犯。为了拯救中华，孙中山也曾上书清廷，请求变法图强。面对朝廷拒绝变法、冥顽不化的情势，孙中山认识到指望清廷富国强兵已不可能，才发动民众起来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这是一次人民的选择，我们不能苛求比干的时代也这样做，但比干演一出“马嵬坡”是完全可能的。

　　封建皇权是个香饽饽，争夺皇位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比比皆是。一旦坐上了那个宝座，就需要比干那样的“死忠”楷模来极力维护。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文谏死”只检漏，不揭瓦，不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他们编造平冠柏、无心菜、天葬墓之类的传说，大树特树“文谏死”的光辉形象。平心而论，他们的这项工作成效卓著，致使比干的榜样不仅害了他自己，还害惨了后来的若干忠臣良将。

　　其中最蠢的莫过于方孝孺。朱明的江山朱家人都可以坐，谁有能力谁来坐，与你方氏何干。“靖难之役”燕王朱棣攻破南京城时，方孝孺没有尽忠。朱棣夺位后只要他起草诏书，他偏要写个“燕贼篡位”。为博取“死忠”美名，眼看着亲友学生等872人在自己面前被凌迟，其残忍不可理喻。明朝钱士升在《皇明表忠记》中指责方孝孺，面对朱棣“灭九族”的威胁，他答“灭十族又如何?”才激起朱棣暴怒，祸及学生朋友的性命。其后的永乐盛世证明，朱棣确实比他侄儿强，他的篡位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好处。按照方孝孺的封建正统逻辑，唐朝玄武门之变后，满朝文武大臣谁还跟李世民合作。

　　比干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嘉许，但封建统治者颂扬它却别有用心。比干的愚昧在于他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纣王一人代替了社稷和人民。如果他晚生几百年，听一听孟子的教诲就好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

　　时至今日，封建正统思想、愚忠于君王一人之类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2017/7/12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理事，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