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看到一篇微信，“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10日上午被执行死刑”。此乃十年前的旧闻，重看一遍倒也“开卷有益”。郑筱萸在死刑前写下了一篇遗嘱，全文颇耐咀嚼，比多数贪官“放松思想改造”之类的程式化悔过深刻多了。下面择其要点供读者赏析。

　　2007年，郑筱萸通过其妻、子非法受贿600多万元被判处极刑，很是出人想象。因为像他这样的省部级高官中，贪污受贿数千万上亿元甚至几亿元的大多保住了性命，未能逃生的只是个位数。由此，一些局外人竟然怀疑郑筱萸是否得罪了谁，抑或是其“后台”倒了。

　　对此，郑筱萸临死前的忏悔倒是端正了认识：“我为什么会激起这么大的民愤?原来是我这个部门太重要了，我这个岗位太重要了，我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虽然没有亲手杀人，但由于我的玩忽职守，由于我的行政不作为，使假药盛行，酿成了一起又一起惨案。这个账我是应该认的。我今天能死，主要是因为我这个岗位的责任太大，如果我在其它的局级或部级岗位上，即使是受贿的额度再大点，也不至于掉脑袋。”

　　他这个认识虽然来迟了一点，但确实讲到点子上了。郑筱萸所处的岗位的确太重要了。身为国家监管食品和药品的最高行政部门领导，肩负对全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负责的重任，却玩忽职守、以权谋私，焉能不触犯众怒。亿万人民吃不到放心食品，满怀希望的患者竟被假药所坑，甚至致残致死，其祸害之烈比他亲手杀人厉害了千百倍。他贪腐的数额与那些大老虎及声名显赫的苍蝇相比，确实相形见绌，换在其它部门或岗位，大约不至于掉脑袋。但因为他管理的职责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而且“最令中央震怒的是，郑案不仅仅是个人腐败，而是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郑筱萸案发于药监局的“窝案”“串案”，涉案人员有他的两任秘书和一些厅处级干部。所以他伏法时，没有想到“舆论一片叫好声，大家咬牙切齿地鼓掌欢呼。”《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强调：“任何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任何对工作草率从事、敷衍塞责，甚至玩忽职守的行为，都是不能容许的，必须依纪依法予以严惩。”

　　郑筱萸还反思道：“我的悲剧使我得出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当官不要当重要岗位上的官，并不是权力越大越好。”依此思路，所谓“重要岗位”也就是权力很大。郑筱萸手中的审批权可以说一手遮天，好多人有求于他，一不留神就会被拉下水。他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入选首届全国医药行业优秀企业家。对金钱他也有过很正确的认识：“金钱可以买到图书，但不能买到智慧;金钱可以买到食物，但不能买到食欲;金钱可以买到床铺，但不能买到睡眠……”但是，由于权力的香风毒雾招蜂惹蝶，他不知不觉就沾上了腥臭，渐渐发展到怂恿妻子、儿子找人索贿敛钱，最后栽倒在污泥浊水之中。

　　树大招风，权力越大确实风险越大，重要岗位也比普通岗位有着更强的腐蚀性。但若仅以掌握权力的大小来区分岗位的重要与否，却有好多贪官并非倒在重要岗位上，有的供职部门甚至是清水衙门。

　　比如国家信访局原副局长许杰，他的岗位未尝不重要，但是掌握的权力毕竟有限。他们的职责无非是收集民意、上传下达、协调平衡、化解矛盾等，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清水衙门。但国家信访局工作人员从“信访排名制度”中发掘出了商机，利用地方政府害怕排名出丑和一票否决的心理，通过变更“登记归属地”“口头劝返”、减少登记上访人数等三种方法，对信访数据进行“消号”，从而得到下面的贿赂。这种“消号”交易明码实价，少的2000元，多时4000元。2006年至2013年间，许杰利用职务便利，单独或者伙同他人，接受相关单位和个人的请托，在修改信访数据、处理信访事项、承揽业务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款物折合人民币共计550余万元。据检方指控，许杰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610余万元，一点不亚于郑筱萸。全国信访系统工作人员中，因受贿修改信访数据而被判刑的，亦不罕见。

　　学校校长这个岗位看似不重要没有多少权力吧，他却可以通过统一食宿、制作校服、择校、安排重点班等等手段获得权力，把普通岗位变成“重要岗位”。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只要长袖善舞，什么样的岗位都可以体现出“重要性”。文革时有两句名言：“有权的幸福，无权的痛苦。”“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资本的本性是逐利，争权的目的也无非是夺利。当官如果只为了争权，为了挤进“重要岗位”，其当官的目的岂不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2017/7/15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理事，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