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汉语里，一字之差，往往大异其趣。

　　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币服务，就属于这种情况。

　　猛一说二者的关系，还真“剪不断，理还乱”，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细想想，二者的关系，没有也不会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复杂和无解。“解”还是有的——

　　“为人民服务”来自上世纪1944年9月8日毛泽东为纪念张思德所写的同名文章《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币服务”，具体出生日期不详，大约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算来即使未进入“而立之年”，也老大不小了。

　　按照舆论导向和人们的习惯性思维，前者，正宗、正统，光荣、正确;后者，“半道里杀出个程咬金”，系旁逸斜出节外生枝的网络新词、市井俚语，不如前者光明、正大，高尚、气派，连登堂入室，“叼陪末座”的资格都不够。因此，一直以来，前者成了白天鹅，后者形如丑小鸭。

　　二

　　其实，世上很多事并不都是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由“语言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推论，为人民服务与为人民币服务二者都有生存的气候、土壤。依愚之见，它们既有排斥、对立、不相容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一面。

　　的确，论来头、名气、形象、影响力，为人民币服务远不如为人民服务“高大上”，更谈不上风光。但它也并非狗屎一坨，因一字之差圣洁全无：它有它存在的特殊形态、活动区域、行为方式和游戏规则。浅显易懂的例子是，现实生活中，为“人民币”服务的，不一定都不高尚、不正当。比如在造币厂、银库、银行和财务部门工作的人，就是专门为造钱、管钱、用钱服务的;还有那些为国家、集体的财政核算收入利润成本，一门心思算计增收节支操心的人，都可以说是在直接地为“钱”服务。可因为他们是为人民的钱服务，所以他们越是干得认真，就越是为人民服务。这当然也适用于在国有和集体商业企业工作的人。

　　相信大部分读者朋友读到这里会恍然大悟：噢，在银行和财务部门工作的人，原来也在为人民币服务呀，司空见惯又漫不经心，以前还真没怎么注意这一点哩。

 　　三

　　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情怀，一种信念，一种制度设计和安排，为人民服务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适用的一个普遍原则。而市场体制，正体现了一种经济规则。在现阶段，这种经济规则对于在经济活动中保障为人民服务的落实，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有效的。说得通俗、实在些，在市场经济社会里，在生活之中，购房需要钱，买车需要钱，婚丧嫁娶需要钱，赡养老人、抚养孩子需要钱……花项很丰满，没钱很骨感。我们以往的教训是，光有或者说仅满足于思想道德上的号召，没有或者说缺乏经济体制上的改革和建设的配套，所以，服务和报酬“两张皮”，“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山响，“人民”也并没有充分得到应有的“服务”，事情坏就坏在“又叫马儿跑，又叫马儿不吃草”。改革开放，我们找到了市场经济这把金钥匙，把“物质待遇”与“精神引导”联在一起，让人们有干头，有奔头，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币努力成正比。由此人们不再羞于谈钱，并且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一个人，一个商业服务单位，一个机关部门或社会团体，直接或间接地为人民为社会服了务，服好了务，得到了人民币的报酬，这也可以视作为人民币服务，而这种为人民币服务——为了钱努力奋斗，有别于为了钱不择手段，显然是中规中矩，合情、合理、合法的。它和以权谋私，见利忘义，无视职业操守、法律道德，巧取豪夺，钻到钱眼里，一切向钱看，一门心思搂钱，“勤‘捞’致富”的那种“为人民币服务”，形似而神不似，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

　　四

　　故而，广受网络和市井非议、被人们调侃的“为人民币服务”，是那种“无利不起早，有利盼鸡啼”，钻到钱眼里，“要钱不要脸”的专指、特指。

　　五

　　有了以上共识，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把话挑明：第一，要想充分体现、落实‘为人民服务’，实行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金钱效应等规则，可以看作是一个下限保证，是一种利益的驱动、鼓励和鞭策。而大公无私、自觉奉献的精神风貌，则是它的上限，是一种高尚、完美的境界。这两者既不能互相代替和混淆，也不应该把它们分裂和对立：对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为人民服务的标准可以定得高一点，鼓励他们向“上限”努力和靠拢;对普通员工和广大群众，对那些商业服务单位的人，标准则不能、不宜定得太高，他们能做到一心一意为人民币服务，为本单位哪怕仅仅是为个人的经济利益着想，只要不背离岗位职责要求，符合为人民服务的“下限”，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和拿在手里的钱，也还是值得肯定和嘉许的。

　　六

　　或曰，社会上，不法之徒财迷心窍，通过制售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一般来说识别和打击相对容易些。难弄的是，有的干部，讲话像孔繁森，最后一查是王宝森，平时却不好识别和判断他们究竟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应该说，这是一种客观事实。但识别、判断一个干部的品质优劣，仍然离不开观其言、察其行两个层面：这个“言”不是看他大会小会等公开场合讲得怎样头头是道冠冕堂皇甚至热泪盈眶“一往情深”，而是看他会议之外特别是八小时之外有意无意释放的心态和欲望信号，即私下都说了些啥做了些啥。比如，陕西省原国土厅厅长王登记，私密场合透露出他“当官要当省部级，赚钱要赚十个亿”。心怀这样一种“宏伟目标”执政行政，要说他能为人民服务，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众所周知的“大老虎”广西自治区原主席成克杰，台上声情并茂：“想到广西还有700多万人没脱贫，我这个主席睡不着觉”，简直“让人感动得流下眼(此处省略了泪字——笔者)”。可他台下，与深谙商场攻略的老板打得火热，且贪恋美色，受贿4千多万元，最后踏上不归路。要说这样的官儿能为人民服务，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七

　　像一缕头发、一片指甲，任何DNA都能破译生命密码一样，一个人，尤其是手中有权的一个领导干部，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小节的“切片”，也能反映、检测出其到底是在为人民服务还是在为人民币服务。公私分明，应是为官者清正廉洁的起码官德和自觉修为吧。然而，在这方面“湿鞋”、失足的公仆人物的糗事丑闻，这些年被媒体曝光的还算少吗?我总觉得，那些连个人用的手提包、卫生纸，连家庭购买油盐酱醋茶，连给小孙女买玩具的钱，都“胡萝卜记在蜡烛账里”，拿到单位财务科报销的主儿，小做得可以，要说这样的官儿能为人民服务，用杂文家阮直的话说，“打死我也不相信”。再拿对家庭成员的管教约束来说，有时，家属子女对为官者手中的权力难免有一些“幻想”，认为可以“沾光”甚至“共享”。在这个时候，官人们是依从还是拒绝，廉洁与否立见分明。在这方面，我党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守住了为官底线，突破了人情围墙。张闻天是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领导职务，因公配有专车上下班。但他从不许子女沾光：有一次，儿子张虹生在他动身上班前爬上车，赖着不下来，他干脆走着去上班，也不让儿子坐一次向往已久的“小汽车”。可同样也属于高干，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从他儿子刘德成小的时候就引导、教育他“做人要学会走捷径”。为此，刘氏总希望有人“带带儿子”，多“帮帮儿子”，这使在其身边转的“心之某一角落”的攀附、行贿者，心有灵犀一点通，获得了“敬献爱心”的机会。刘铁男案涉及的3558万元财务中，通过儿子刘德成收受的达3400余万元。结果，父子俩双双受到法律的严惩，正应了那句古语：“在位只恨聚无多，及至多时倒台了。”悲夫!

　　（彭友茂，山东《临沂日报》高级编辑，现已退休。出版集子：《学会扔香蕉皮》《凭杂文能找到朋友》。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年9月出版的《中国当代杂文家》有其专文记述。）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