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勤是我的高中英文老师。他身材魁伟、相貌英俊，又在大学读过中文和英文两个专业，堪称才貌双全。1950年代，此类人才不多，他幸运地进入国家部委当了翻译，后来不幸被打成“右派份子”，进了湖北的一个劳改农场。

　　王老师的罪行源于两句话：一是给领导提意见，说沙发放在地下室霉烂了也不给职员坐;二是把机枪架在王府井大街上扫射。

　　第一句话仅仅涉及到领导的面子问题。固然，领导的面子很重要，它可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从而左右领导的行为，使领导为顾及面子而给人下绊子。但这句话毕竟太普通，怎么也不够上纲上线。第二句话涉及到枪杆子，说多严重就有多严重。只是这句话出自他人的检举，无头无尾无来由。它对为什么“架机枪”?什么人来架?什么时候架?“扫射”的对象又是谁?都没有记录下来。其突兀情同高烧患者的胡话，又像精神病人的梦呓，把它定为政治罪状，颇为穿凿附会。

　　其时，我们学校师资力量奇缺，校长跑到劳改农场一查，不意发现了大批人才，王德勤是其中之一，于是聘请他来校教英语。王老师教课时，将古今中外的各种典故趣事信手拈来，与课文融会贯通，甚是生动活泼引人入胜。无奈好景不长，文革一爆发，又揭发出了新问题。他上课时说：洗衣服要重点洗好衣领和袖口，因为领袖最脏。这话成了含沙射影攻击伟大领袖的铁证，由此他又被判刑十来年。

　　1980年代，国家部委缺乏翻译人才，王老师昔日的领导和同事想起了他，几经辗转周折把电话打到了我们学校。校领导忌讳王老师高飞，便说他年老身患重病不行了，意即生命垂危行将就木了。王老师屡经折磨，身体衰弱不算假。但北京的态度很坚决，说只要他还能张嘴，也要把他抬来接电话。王老师走到电话机旁自称尚能工作，北京方面立马派人来给他办平反手续，旋即接回部委上班了。

　　这时他已五十出头，依然单身一人。回到北京后经人介绍了一个二婚头成家，终因多年孤独惯了难于磨合而分了手。农场劳改对他的身体伤害极大，加之缺乏家庭温暖，年龄刚过花甲他就诀别了人世，走时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王老师曾对我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汇报人说假话。”此话于他真乃切肤之痛，他的一生就毁于别人揭发的两句话。当年的揭发检举没有录音为据，仅凭印象怎能完整清晰地重现过时的场景。至于“领袖最脏”，出于民国时期革命作家对反动统治者的讽刺。《马凡陀山歌》中有不少类似的讽刺，如对联“总统万税，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这样的经典作品难道时过境迁就不能重温吗?

　　假话害人误国，自古如此。进了幼儿园的孩子，都听过《狼来了》的故事。长大学一点历史，就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了。烽火本是约定的敌情警报，周幽王却为博爱妃一笑屡次点燃烽火，用行为传播了一次次假话。这样的“行为艺术”貌似戏弄了各路诸侯，最后戏弄的其实是自己，终至江山美人全葬送。

　　1950年代末的“浮夸风”，也使我国深受假话之害。漫山遍野的树木砍完烧出了几个铁疙瘩，竟敲锣打鼓地给钢铁元帅升帐。各地频传“亩产万斤粮”的捷报，更是让高层难于决策。自然环境的破坏带来了自然灾害，进而带来饥荒，好些地方农民开始饿肚子，领导居然还在谎报政绩邀功请赏。

　　改革开放后一度迷信GDP，“浮夸风”又故态复萌，各地竟夸政绩。为了去除鸡屁股的水分，国家专门组织城调队、农调队到城乡各地，抽样调查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如果各个单位、各个地方的统计数据都说真话，还用得着如此劳民伤财、大动干戈吗!

　　夸政绩之外，还有谎报灾荒、竟夸贫困的，目的在于获取国家的救灾扶贫资金。有的县舍不得“脱贫摘帽”，数字弄虚作假，出现人情扶贫、关系扶贫，造成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等社会不公，甚至滋生腐败。中央为此头疼不已，不得不在精准扶贫上大做文章。

　　假话导致恐慌之大的当数2003年的非典。非典开始流行时，个别主管领导极力掩饰，及至官方公布死了一两个人，有人网上发帖称已有十多人病死，却被判了几年刑。可是纸毕竟包不住火，国家及时解除了谎报军情的领导人职务;取消“五一”长假以防止扩散疫情;全国把关设卡清查病毒携带者;开展与国际卫生组织之间的密切合作。民众虽一时恐慌不已，但在强调说真话的王岐山领导下，终归打胜了这一仗。要是让假话多维持几天，不知又要搭上多少人命。

　　万幸的是中国总有一批民族的脊梁，敢说真话敢于担当。可悲的是都知道假话误国害民，却又屡禁不绝。何时能够杜绝假话，实乃国之大幸，民之大幸!

　　2017/7/29于洈水河畔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