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丑俗是指的语言的丑俗。一个民族语言的丑俗，往往也属其民族特性中暴戾之气的一种浅层显露。

　　笔者的脑子里之所以会突然涌现出来如此的想法，原由有二。一是源于刚才看到孙贵颂先生刊于2016年3月《杂文月刊》(上)的那篇《离开“脐下三寸”还能表达激情么?》中所列举的国人语言不管在影视剧中，譬如孙文所说的《老炮儿》，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以及甭管是在无名草根之议论抑或媒体名嘴之评论中，似乎一律地需要说话带“黄”带“色”或者“出口成脏”，以及动辄需要直奔“脐下三寸”的境况，让人看到了当下国人语言丑俗的泛滥及其发展的趋势——从孙先生小时的山东老家，尽管那地方属于古代的圣人之乡却依然相骂时候需要一口一个“B养”的，到后来孙先生在公交车上所闻到的“儍B”声，甚至于2015年8月6日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那场游泳世锦赛中中国游泳名将宁泽涛荣获百米自由泳冠军的时候，一些著名媒体人以及名记者的嘴巴里同样地也喷射出来的诸如“牛逼”“牛B”，或者“NB”一类的声音。二是源于周末时候，发现小外孙女翘着屁股伏床上在津津有味阅读的一本叫《小屁孩日记》的课外读物。这本由黄宇先生写作的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儿童读物，一看那个带“屁”的书名就让人觉着丑俗，心里忒不舒服，更别去说书中内容的脏话连篇了。翻阅之后，着实让老伴有些担心起来，甚至还由此而引发其内心藏匿的那一份据说因为当年笔者没有能够积极支持她写作一本儿童读物的冲动与实践的埋怨了。

　　但是将这种语言丑俗的泛滥成灾去与国人的暴戾行径产生联系，则因笔者刊发于《杂文报》(2014-11-28)的那篇《漠视与暴戾》的小文了。文中对于媒体报导的国人动辄施暴的倾向，包括并非一些强者而是看上去属于弱势的群体照样也存在着施暴倾向的事实，曾经提出过猜疑：类似的暴戾，是否有可能出于一种国人内心的怨积?从而进一步让人联想到，当下国人语言的丑浊与粗俗并且趋向于泛滥化，同样地也有可能是一种国人内心暴戾的宣泄，只不过属于一种浅层的宣泄而已。因为毕竟尚未涉及到需要捺臀拗身，或者挥动老挙一类的肢体动作，而仅只是嘴巴发出 “B养”和“儍B”一类的声音而已，或者更显文气一些的“牛逼”“ 牛B”与“NB”了。而其内心存在的暴戾之气的本质则应该是类同的，一脉相通的。于是同样地也让人产生猜疑：这满嘴的脏话恶话，是否依然出自于国人内心的一种怨积呢?如果确实的话，那么除了需要去寻找这种怨积产生的社会源头以便提出对症下药的措施之外，至少应该看到并且承认这种现状之怪异，而不应该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尤其是文化人的那种熟视无睹了。

　　因为语言与思想文化的联系最为密切，自然也与文化人相关最为密切。实际上，一个民族语言的创造、规范与稳定以及它的推广、发展与解释，统统都离不开当时的文化人。这也就难怪了，孙先生的文章里需要引用远在北京的老乡李下(瓜田)先生的解释，以为山东烟台一带的“B养”里的B，实当为婢女的婢(bi)，意即为“婢养”的，也就是南方越地通常所谓“小娘养”的了。窃以为，这种解释是很有一些道理的。古代封建社会，其实也不仅仅唯有山东的烟台地面，而是无论天南地北到处的大户人家，其通房丫头倘若生儿子了被扶为侧室做小娘的例子应该不会太少，唯其孩子的庶出身份却是始终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婢养”的自然也就低了一个等级，也由此才可以拿它来骂人的了。显然，通过李老的这一番解释便无形之中稀淡了不少那一声“B养”里所含的恶浊之味，至少是远离了原来“脐下三寸”的意思。

　　语言的文雅是文人雅相的基调，所以在这方面必须首先强调文化人的示范作用，尤为平常时候运用语言最多的那些文化人，诸如作家、媒体人、教师等等，然后再进一步去引发整个社会的重视，——从学校的启蒙教育到社会一般群体的教化。

　　2016年3月7日写作于杭州天都城。

　　（ 作者简介：詹苗康(蒲田广隶、守宫、杞子)，全国杂文学会联谊会组委会委员，浙江省杂文学会副会长。）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