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身体患了病，一般讳病的有，忌医的却不多。但若精神上出了问题，行为上有了瑕疵，很多人就既讳病又忌医了。谓予不信，请看史称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便略知一二。

　　相传魏征进谏不但管朝堂大事，连太宗纳妾、嫁女儿陪多少嫁妆也管，常整得唐太宗面红耳赤下不来台。一天，唐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宫撒气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掉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忙问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在朝堂上当众刁难他，使他下不了台。皇后听了，连忙向太宗道喜说，魏征之所以敢当面直言，是因为陛下乃贤明之君啊?明君有贤臣，欢喜还来不及，怎能妄开杀戒呢?太宗得了一顶明君的高帽子才恍然大悟，此后对魏征倍加敬重。魏征也进谏如故、知无不言，从不畏龙颜之怒。由是，君臣合璧，相得益彰，终于开创了大唐“贞观之治”的辉煌盛世。

　　你瞧，李世民并不是生来虚怀纳谏的，原来他的军功章里还有长孙皇后的一半。所以说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必定有一个聪明贤惠的女人。问题是并非每一个男人后面都有优秀的女人，有的甚至只有红颜祸水。

　　《史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据此可见商纣王的个人能力堪称文武双全，缺点是自视过高，拒谏饰非。加上“狐媚偏能惑主”的妲己作祟，歪锅对瘪灶，沆瀣一气，哪还有听从臣子异议的气量。结局自然是众叛亲离、国破家亡。

　　楚汉相争时，项羽也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但他“妒贤嫉能”“自矜功伐”，听不进亚父范增的多次建议，最后自刎乌江还执迷不悟，反怪“时不利兮骓不逝”。刘邦不过是个“好酒及色”之徒，其父嫌他“无赖，不能治产业”。但他自知“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能够取天下，撇开其它因素，最重要的是他有自知之明，然后博采众言，广纳贤才。

　　刘邦和项羽都没有读什么书，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一个道理，个人的能力与气度相比，后者更为重要。领导自己不读书犹可，对读书人却必须尊重，还要善于听取他们的意见。这个道理很浅显，可惜很容易被人忽略。

　　如今的官员大都超越了刘邦和项羽，好多官员文凭挺硬、学富五车。于是，有的便自觉高人一头，习惯了吆五喝六，见不得七嘴八舌。属下中有反对派赏他一双小鞋，网上的呼声逆耳就删帖，百姓受了委屈上访便截访甚至抓人。

　　陕西省有个农妇叫白彩珍，她家被盗报警后，派出所过了10天才来现场勘查，且事后杳无音讯。白彩珍转而找公安局长，却因冒犯局长大人被关了7天。她像秋菊打官司一样认准了死理，一直找到县长那里才将盗案弄了个“水落石出”。

　　治安问题找警察理所应当，警察也应该为民解困。警察不作为，找管他的公安局长也顺理成章。面对如此正当的诉求，局长却嫌麻烦将人关起来，若是对警察和局长说三道四，那还了得!

　　改革开放后，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普遍推行了“一把手负责制”。有些一把手却误以为是“一言堂”“家天下”了，办事独断专行，听不得下面的半点“杂音”。还美其名曰“有魄力”“保持高度一致”，以致严重挫伤了下属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手下觉悟高的尚能马首是瞻，当个提线木偶。情绪消极的则冷眼相向，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由于“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服从真理，四把手后没人理”，大家有话都闷在心里，懒得吱声，决策的全面性、科学性、正确性岂不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历史上，我们因为忽略不同意见有过不少教训。今天，北京扩展新城打造雄安新区时，人们不由得想起建议保护古都的梁思成。黄河三门峡水库淤塞后，才想到当初力阻建库的黄万里。人口扩张太快、物质供应短缺、就业压力加大时，终于记起了倡导计划生育的马寅初。他们不计个人名利得失，冒着被打成右派份子和入另册的风险，反复进言，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是当初能够认真研究一下他们的建议，国家建设便可以少走许多弯路，少受许多损失。于此可见，领导人具备听取不同意见的雅量何等重要。

　　说到雅量，词典上有双重意义：一曰度量，二月酒量。当下我们有不少官员酒量见长，度量却很少显山露水。如果他们能够把酒量与度量颠倒个个儿，那就是广大民众渴见的真正雅量了。

　　2017/8/8于洈水河畔

　　（作者系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