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民营经济中，杭州娃哈哈集团堪为标志性的一个企业，其“掌门人”宗庆后说的一些话往往具有典型性和普适性。前不久，他在《中国纪检监察报》上发表了题为《民营企业是从严治党受益者》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发自肺腑的感慨，读后耐人寻味，值得咀嚼一番——

　　“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不仅更‘亲’了，而且更‘清’了。比如，政府领导来企业视察，一杯清茶就解决问题。这才是正常、和谐的政商关系——我搞好经营发展，你做好监管服务，彼此亲密合作却又清谈如水”。

　　回眸新时期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大体上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在我国经济版图上消失多年的民营经济重又启萌，各地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规模和经营上也突破了乡镇企业“三来一补”的藩篱，崛起了一批民营经济的龙头企业，如娃哈哈、复星、海尔等等。可以说，民营经济的勃然兴起和迅猛发展乃是我国“对内搞活经济”的题中之义。它占据我国经济实力的“半壁江山”乃是靠改革开放所赐。倘若判析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元素，除了法律保障外，各级政府的扶持、力挺、助推功不可没。政策上倾斜，舆论上呼吁，监管上做实，服务上到位，各级政府自觉地把发展民营经济列入议事日程，花大力气抓紧抓实，这些成为了繁荣地方经济的必要措施。由此在政府及其官员和民营企业之间产生了政商关系。

　　应该说，民营经济发韧阶段，政商关系尚属正常：政府及其官员尽心尽力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困难，殚精竭虑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在法律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予以扶持;而民营企业家也是乐意向政府反映问题以求得辅助，向政府提出诉求以实现愿景。极而言之：政府的公权力和民营企业家的私权利分界清晰。

　　随着党内腐败现象的滋生和社会上不正之风的盛行，政府公权力和民营企业家私权利的分界变得模糊了，政商关系也发生了异化。话说两端：先说说某些地方政府，且不说日趋增多的“有偿服务”，某些政府官员也开始频频与民营企业家“交朋友”“拜兄弟”，觊觎民营企业家的“红利”，吃拿卡要，甚或索贿，凡有“进贡”的，一律开绿灯，即使有悖法律和政策的，也“暗送秋波”，否则百般阻扰，敷衍推诿;而某些民营企业家呢，除一部分出于无奈被迫“进贡”外，也是想方设法与政府官员“套近乎”，“找靠山”，暗中行贿，图谋非法所得。从一批又一批的腐败大案看，几乎都存在着那种不正常的政商关系。

　　2013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作了一番重要讲话，非常生动，非常到位，非常深刻。他说：“现在的社会，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全面从严治党，就确立正常的政商关系而言，便是“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官’‘商’交往要有道”，即：“商”要搞好经营发展，“官”要做好监管服务，唯有如此清淡如水且亲密合作，方是正常、和谐的政商关系。存有这种关系，不仅党内政治清明，也给民营经济带来了福祉。诚如宗庆后所列举的事例：娃哈哈一些分公司设立时政府承诺的优惠政策一直没有兑现，有的甚至一拖就是十几年。而最近几年，通过政企双方的共同努力，许多遗留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何以故?答曰：通过全面从严治党，风气清明了，法律健全了，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越来越少，歪门邪道走不通了，竞争更加公开、公平、有序。——从这个角度视之，民营企业委实是从严治党的受益者。

　　2017.9.23

　　（沈栖先生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