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景山东麓原有一株歪脖子老槐树，乃明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之处。1930年槐树附近立了一块“明思宗殉国处”勒石碑，1944年此碑被拆，清末三位遗老紧接着撰文书丹，立下了明思宗殉国三百年纪念碑。1955年8月，后碑根据副市长吴晗的批示被拆除，换为“崇祯皇帝自缢处”的木质说明牌。现几经周折，以前的两块石碑都已修复立于原处，惟“崇祯皇帝自缢处”的指示牌也换成了“明思宗殉国处”。

　　还原石碑尊重了历史，但“崇祯皇帝自缢处”指示牌也是一段历史，似应同等尊重。崇祯皇帝换成明思宗，无非换了个称呼;可“自缢”换成“殉国”，莫非我们认可了崇祯的“殉国”?

　　“自缢”客观地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殉国”则是一种评价，意即为国家的利益而牺牲了生命。崇祯果真是殉国吗?

　　史载朱由检在位17年，节俭朴素，勤于政事，特别是铲除阉党，六次下罪己诏。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崇祯是勤政爱民的圣主，只不过无力回天，终是“为江山社稷”而死，“其事可哀，而其志弥烈”，不应当负起明王朝灭亡的责任。

　　崇祯死前也在自己蓝色袍服上书写“临终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勿伤百姓一人。”他将明朝灭亡归咎于满朝文武官员，最后还扮出一副体恤百姓的姿态。

　　诚然，崇祯16岁登基时，明朝已国事日渐式微，比起前任来他也许努力一些。但他刚愎自用，独断专横，虽多次下“罪己诏”，其鱼肉百姓的本性并未改变。若崇祯真的明智，面对灾荒连年，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内外交困，就应该减少赋税，安抚百姓，或能让明王朝苟延残喘一时。可他反而变本加厉，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如向百姓征收镇压起义军的“剿饷”，抗击清军的“辽饷”等。尤其可悲的是，不肯拿出分毫拼命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用于国事，3000多万两银子堆在皇家金库里全给李自成当了战利品。他不明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简单道理，对百姓敲骨吸髓后，又假惺惺地说“勿伤百姓一人”，岂非故作慈悲!

　　再看崇祯对袁崇焕的处置。袁乃一介书生，国事危艰之时，自告奋勇主动请缨。1626年，他帅兵抗击清军，以自筹资金购得佛郎机大炮击伤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取得宁远大捷。三年后清军偷袭北京，袁带领几千人马赴京救驾，取得广渠门大捷，保证了北京的安全。生性多疑的崇祯却害怕袁崇焕功高盖主，连袁军请求到城内休息也不予理会。当敌方采取离间计时，崇祯不审慎思索，却轻信谣言，在广渠门大捷十天后以通敌汉奸之名把袁收入大牢，严刑逼供。八个月后竟下令将其凌迟处死，生生割了3543刀!

　　书生请缨，奉命于危难之际，已属不易，战场上以少胜多大败清军，更是难上加难。对于这样的人才，明君应该倍加珍惜。可是，崇祯却相信一个从敌营放回的太监所言，在没有得到袁崇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抗清名将，无疑自毁长城，让活着的将士心灰意冷，不肯再为昏君拼死卖命。所以李自成攻打北京城时，崇祯根本调不动兵马。北京城被轻易攻破后，无任何将士守护崇祯。他走投无路鼠窜煤山时，仅仅一个太监跟从。吊死时形象狼狈不堪：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200多年的明王朝也被他送终了。

　　崇祯对天下百姓苛酷至极，对朝廷内文武百官无情无义，仅此两条，对于大明的灭亡他就难辞其咎，他确是大明覆灭的催化剂。即使如某些人所说崇祯是为大明而死，也只是为朱家天下而死，而朱家天下并非黎民百姓的天下。有民才有国，崇祯不爱民，何来“殉国”之说?

　　今值盛世，复原当年碑文无可厚非。以前公园指示牌以“自缢”表明了当代的认知，很是恰当。但后来的指示牌改为“殉国”则因袭了前人的溢美之词，使人把这个封建皇帝误当成为国为民献身的英雄。看来，还是“殉国”“自缢”并存为好，以便后人发思古之幽情时，自己开动脑子独立思考。

　　（邓万元：中共党员。老三届高中毕业生，77届首届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大学本科文化。退休干部，退休前为荆州市建设银行教育科长。一般常驻北京，现居澳大利亚悉尼市。）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