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皇帝最精彩的一笔，是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乾隆帝死后诛杀贪官和珅，大张旗鼓地为在乾隆朝因举报和珅贪腐获罪的曹锡宝昭雪平反。嘉庆皇帝重新界定曹锡宝的“对”与“错”，政坛欺隐、粉饰、怠惰之风一时清平。

　　《清史稿》记有嘉庆帝关于给曹锡宝平反的重要批示，“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口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赀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以旌直言。锡宝赠副都御史，其子江视赠官予荫。”从这段近百字的批示中，至今依然可以感受到，其言之凿凿，其情之切切。尤其嘉庆之叹“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口纠劾”，更彰显“锡宝独能抗辞执奏”之难能可贵!

　　于是，因举报和珅被乾隆革职留用的曹锡宝，在悲愤中离世七年后，却莫名其妙地在嘉庆朝又火了一把。既通令嘉奖为朝廷“诤臣”，又追认官职为“副都御使”的精神褒奖，更有其子获“赠官予荫”这样“皇恩浩荡”的现实实惠。毫无疑问，曹锡宝当年不惜身家性命，冒死举报和珅贪腐的所作所为，恰恰符合此时此刻的朝廷利益。

　　因为，此时正是嘉庆皇帝登基之初，需要群臣像曹锡宝一样“敢说真话”，摆脱乾隆后期官场腐败，及时缓解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下，凡是有利于朝廷稳定大局的人和事，都毫无疑问地归入“对”的范畴，借皇帝之口，把过去“错”的改为现在“对”的，也就是用现实的“政治需要”这把魔尺，来重新衡量历史上的“对”与“错”“是”与“非”。

　　按照这样的思路，考量乾隆51年(公元1786年)，曹锡宝弹劾和珅管家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案，后因曹锡宝同乡吴省钦告密，致使和珅提早做了准备，结果是弹劾贪官和珅的曹锡宝反被贪官和珅弹劾。乾隆皇帝对此作出批示，认为曹锡宝的弹劾“未察虚实”，将监察御史曹锡宝的职责行为，定性为“以书生拘迂之见，讬为正言陈奏”，最终贪官和珅安然无恙，监察御史曹锡宝却反被乾隆“革职留用”。

　　在乾隆看来，曹锡宝“错”在“未察虚实”，也就是缺乏能证明和珅贪腐的第一手“证据”。作为朝廷一品大员的和珅，明了其贪腐虚实的权力，恐怕除了乾隆自己，满朝文武官员没一个人能够有能力和机会查清和珅贪腐的虚实。然而，在乾隆的是非就等同于和珅的是非，乾隆的行为方式也就等同于和珅的行为方式的语境下，曹锡宝就因为“未察虚实”，被钉在“错”的耻辱柱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那么，曹锡宝弹劾和珅的事实俱在，为何在乾隆与嘉庆父子眼里，对与错却冰火两重天?问题在于，对与错的标准均出自口含天宪乾纲独断的“皇帝”批示。而做出重要批示的皇帝，决策过程是否科学，结果是否顺应民意，在一个人说了算的皇帝看来，是非标准无非围绕“江山永固”，皇权传承“无旁落之忧”。至于，对为什么对，错为什么错，一切都无条件地服从服务于朝廷的稳定大局。因为，“朕即国家”，朕之好与朕之恶，都是旁人无权问津的“国家行为”。

　　因此，曹锡宝弹劾和珅，无论是后来嘉庆的“褒”，还是当年乾隆的“贬”，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似乎都没有错。但仔细想来，一个国家治理层面官员的命运，荣与辱，对与错，制度不能予以保障，最终取决皇帝的“重要批示”。能否让制度替代“重要批示”，令曹锡宝们免于因言获罪的恐惧与平反昭雪的惊悚?嘉庆没能解决的问题，嘉庆的后人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简介：王俊良，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幼好读书，不求甚解。及长，从业媒体至今。偶有文字行世，赖众师友不弃。优点，好酒、好茶、好美食；缺点，喜书、喜游、喜美女。努力方向，争取写出不让人恶心的文字。）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