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后而行”典出《论语》第五篇“公冶长”，原文是：“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这话译成现代白话文是：季文子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多次。孔子听说了这件事后，说，“考虑两次，这样就行了。”这表明孔子并不赞成就一件事情翻来覆去地考虑。

　　凡事三思，一般说来，应该是利多弊少的，为什么孔子听说了季文子“三思而后行”的事情以后，却不赞同他的做法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季文子行事过于谨慎，顾虑太多，而且掺杂了很重的私心，这样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繁琐，越来复杂，而且，处理起来，内心也很纠结。从史料记载来看，季文子凡事喜欢将利弊得失权衡清楚了以后才去做，这样看上去很慎重，但很容易影响事情的决断和行动，导致结果很糟糕。清代学者官懋庸在《论语稽》中这样评价季文子：“文子生平盖祸福利害之计大明，故其美恶两不相掩，皆三思之病也。其思之至三者，特以世故太深，过为谨慎，然其流弊将至利害徇一己之私矣。”可见季文子的确是一个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私心很重的人，难怪得不到孔子的肯定。

　　孔子否定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并不是轻视思考，相反，孔子是主张并且重视思考的。他在《论语》第二篇“为政”中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学习过程中，一定要将学习和思考紧密结合起来，否则，要么迷惑无所得，要么疲惫无所得。然而，他所主张的思考，是讲究方式的，是有“度”的。它的方式是将“思”和“学”结合起来，它的“度”是“不罔”“不殆”。孔子提倡思考，但他不主张因过度思考而贻误时机，不主张因“多谋”而导致“无断”。他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适中，做到“中庸”，这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一种辩证法。

　　凡事，过犹不及，细心虽然必要，谨慎虽然必要，但遇事太过细心、太过谨慎，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它会让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它会让明朗的事情变得迷雾重重。一件事情本来可以立马办好的，因为顾虑太多、声音太杂，只得坐下来反复讨论、斟酌，结果，讨论来、讨论去，发现问题反而越来越多，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随着干部纪律越来越严，规矩越来越多，有的干部越来越“小心”，越来越“谨慎”，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想了再想以后才去做，等作出决定，开始行动，结果黄花菜都凉了。这样的干部，看似细心、谨慎，实则是不敢作为，不肯担当，其表现，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庸人作风。

　　“三思而行”不等于“犹豫不决”，工作既要“慎思”，又要“快决”。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需要平时多调查、多研究，需要民主集中大家的智慧，需要公正无私的胸怀坦荡，需要敢作敢为的责任担当，需要当机立断的胆识，需要雷厉风行的行动。

　　（作者简介：黄东升，男，1963年9月25日出生，大冶还地桥人，现居黄石，中学高级教师，曾任中心学校辅导员、中学校长、片区党支部书记，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黄石市散文学会会员、大冶市作协会员。198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在地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教育教学论文、时事评论六百余篇（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