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世纪》杂志在“口述历史”栏目刊登了一篇题为《“程序正义”让我救了两条人命》的文章，口述者是上海著名刑事律师翟建，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他在贵州办理的两起刑事辩护案件，“都是一审已经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以后，我去做了二审，而最终的结果是保住了这两条生命”。翟建律师辩护的这两起刑事案件，与其说是在实体上减轻了嫌犯的犯罪事实，不如说是在程序上力争正义的结局。

　　这里，不妨说说其中的一起盗窃案——

　　被告人是当地供销公司的一名驾驶员，利用运输的机会，与人合伙行窃。在看守所拘押期间，办案部门每一次把被告人拉出去，都被打得遍体鳞伤给送回来;在刑讯逼供之下，被告人不得不违心承认了很多不存在的犯罪事实;遵义市中院一审时，法官以“本地区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为你辩护”为由，让本已提出申请律师辩护的被告人自己给自己辩护;更为吊诡的是，那名同案犯竟逍遥法外，因为其岳父是当地检察院的副检察长，他竟然不回避，还当上了此案的公诉人。诸多事实证明：这个案子的处理是明显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有悖程序。翟建律师立即向贵州省高院提交了一份报告，专门谈论了此案的程序问题。省高院经核实，不久就依法作出了发回重审的判决，理由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违法。重审后改判有期徒刑20年。

　　据此，我就程序正义不揣陋识，絮叨一二。

　　现代法治的违法其实有两种情形：一是实体违法，即认定犯罪事实有误，量刑畸轻畸重;另一是程序违法。虽说程序法的目的是保障实体公平，但在司法实践中，程序正义的意义甚至比实体公正更大，因为实体违法往往具有隐蔽性，公然违背有一定的难度，而程序违法则是公然的、赤裸裸地违法，且往往与权力滥用相伴。程序违法得不到纠正，就不可能有法治，任何程序上的瑕疵都可能产生实体认知上的偏差，这种偏差有时甚至会是南辕北辙的，诸如近年来平反的那些冤假错案。因为程序正义是针对所有人的公正，倘若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将会有更多人在还没有受到实体法审判前就受到了伤害。正因如此，在当代，程序正当性的理念已为大多数法治国家所采纳，并成为最基本的法治原则之一。恰如美国联邦法院大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所言：“程序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就说刑讯逼供，它乃是公然挑战程序正义。早在18世纪，意大利一位刑法学家就疾呼：“刑讯逼供是对人思想的暴虐，如果让痛苦成为真相的试金石，通过不幸者的筋骨和皮肉检验真相，必将导致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西方不少国家都把非法手段所获得的口供看作“毒树”，哪怕因此获得的二手证据是真实的，也被视之为“毒树之果”，不被法庭采信。这一规则从最大限度上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进而确保了司法公正。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程序中的根本地位在我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尤其是刑事司法机关对其堪为“小宪法”的意义还缺乏充分认识。从本质上说，《刑事诉讼法》就是用来约束刑事司法机关的一部法律，极而言之，平民百姓没有可能直接干预司法，无权违反程序法，唯有刑事司法机关才有“资格”审理刑事案件，有可能违反程序法。于司法机关而言，程序违法是最大的违法，正是程序违法打开了徇私枉法和滥用公权的大门。因此，设若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不予以有效遏制，冤假错案就难以敛迹，更难以绝迹。

　　近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42条除了一般规定外，从侦查、起诉、辩护、审判四个环节，明确了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规范了相关的排除程序。就程序而言，这一《规定》基本上实现了对非法证据排除的全覆盖。它彰显出我国司法对程序正义的高度重视，更是标志着中国向法治社会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17.10.11

　　（沈栖先生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