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馆藏《乾隆皇帝大阅图》，定格乾隆四年(1739年)11月，29岁的弘历一身戎装，挂着弓袋箭囊，威风凛凛地骑在马上，检阅南苑校场八旗军“弓马骑射”的威武与雄壮。画面背后，折射出乾隆内心的“弓箭”地位与“江山社稷”间的纠结。

　　乾隆的纠结，是怕“中原文化”消弭“皇权永固”的根基。说白了，一方面怕重蹈蒙元覆辙，一味排斥中原文化，造成文化对峙，政权成“沙中之塔”;一方面，既要“满汉融合”，更要防止“满语”、“冠服骑射”这些征服中原的“优势”，在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浸润下消失殆尽。乾隆清楚，靠“弓箭”的威力，可以打出“政权”，但不可能靠“弓箭”来“治理政权”。

　　把“冠服骑射”定为“国策”，最早是皇太极。皇太极说：“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啸亭杂录》记载，乾隆践行皇太极的教诲，一丝不苟，坚持在工作之余，到畅春园门侧匀射，“发二十矢，中者十九，侍从诸臣无不悦服”。

　　然而，现实告诉乾隆，后世并不因他身体力行而放慢追逐“骄奢淫逸”生活的步伐。毕竟，从入主中原到康、雍、乾盛世，一百多年过去。那个靠“弓马骑射”的“马上民族”，已习惯“提笼架鸟”、“琴棋书画”的悠闲，挽弓射箭、纵马疆场已成明日黄花。乾隆十四年(1749年)五月，乾隆突击检查八旗官员“弓马骑射”，发现那些曾引以为傲的“弓马骑射”，竟成“弓力软弱，发箭多不能及靶”的“银样镴枪头”。乾隆怒批，“骑射为我朝根本，一切技艺尤赖熟悉”，要求八旗官员“嗣后勤加训练，务期精善”，并警告“倘仍前懈弛，未勤纯熟，除将该官治罪，该管大臣等并议处不贷”。

　　就在乾隆言之凿凿、情之切切地告诫“弓马骑射”重要性的同时，英国机械师凯伊发明的飞梭，在1733年，使织布效率发生了与手工完全不同的变化。“工业革命”烽火，在欧洲已成燎原之势。1814年，英国人史蒂芬逊发明的蒸汽机车，让人类彻底告别“马车时代”。1792年 ，急于开拓海外市场的英国人，想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分享中国市场”，派英使马嘎尔尼，乘坐一艘装有60门大口径火炮军舰抵达天津，奉上英国最大、装有110门最大口径火炮“君主号”战舰模型和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这些当年最先进的武器。可惜，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发现这些当年的礼品，依旧原封不动地睡在库房里。

　　这也难怪，连“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颟顸，足以让人笑破肚皮。战前，林则徐上奏朝廷，认为“英国要攻中国，无非乘船而来，它要是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膨裂;再则伙食不足;三则军火不继，犹如鱼躺在干河上，白来送死”。大谈洋人嗜吃牛羊肉，大黄、茶叶是洋人通便活命之物，“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1841年3月，败在英夷“坚船利炮”下的林则徐，与杨芳研究的御敌方案，竟是用女人污物、狗血、马桶破敌。

　　“马桶御敌”自然与朝廷迷恋“弓马骑射”，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有关。然而，颟顸举动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对现代文明的极端恐惧。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乾隆，让英国人马噶尔尼看透了虚弱本质，“清政府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所以在过去150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而她胜过邻船的地方，只在她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

　　不幸的是，道光皇帝恰好充当了那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者。此时，距乾隆在箭亭立《训守冠服骑射碑》，已过去88年。最终，“弓箭”被“蒸汽机”终结，入主中原267年的大清，随《清帝退位诏书》成王朝背影。如今，回望历史，体味乾隆意淫“弓箭”作用，岂可仅仅满足“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之叹?

　　(作者简介：王俊良，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幼好读书，不求甚解。及长，从业媒体至今。偶有文字行世，赖众师友不弃。优点，好酒、好茶、好美食;缺点，喜书、喜游、喜美女。努力方向，争取写出不让人恶心的文字。)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