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21年(1841)，鸦片战争将清廷弄得焦头烂额。6月份，河南又捅了“大漏子”，黄河在开封正北15里祥符段张家湾决口，滔滔黄河水十之七八顺决口奔腾而下，省会开封首当其冲，城郊居民淹死一半，幸存者“或攀树哀鸣，往往数日不得饮食”，凄惨万状。继而豫皖5府23州县又成了一片泽国，庐舍漂没，浮尸相触，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受灾最严重的河南中牟县“村庄数百同时覆没”。这是迄今为止，黄河在河南留下的最严重的一次水患(陕西人民出版社、卜健《国之大臣》第12章，下同)。

　　其实，这次决口最初只是漫堤，若抢险及时，完全可以避免之后的这场浩劫。然而，河督文冲视漫堤为儿戏，致使决口越冲越大，从20丈到80丈又到267丈再到303丈，直到不可收拾。道光接奏后大惊，令74岁的内阁大学士王鼎作为钦差大臣，急赴开封堵治。老臣到达后以老迈之身呕心沥血，在“白身”助手林则徐的鼎力配合下，于次年二月初二将门口合龙。不过，朝廷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鸦片战争已拿不出钱了，此时又耗银数百万两，国库雪上加霜。

　　紫禁城里的道光弄清了文冲的所作所为后，雷霆震怒，将他立即革职。这还不解心头之恨，又传旨将他“枷号示众”三个月，一天都不能少。于是，黄河大堤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平时享受挥霍惯了的二品高官文大人，如今被发跣足，长枷在项，日日跪在大堤上。每天上下工的数万兵丁夫役，像欣赏黑猩猩一样，成群成队前去观看。这枷长2.5尺，宽2.4尺，重25斤，文冲戴枷跪在那里，还要面对人们的手戳、嘲讽乃至谩骂，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后来文冲的几个同僚也跪在了这里，至少他不怎么孤独了，也算变相提高“待遇”了。

　　文冲受到如此惩处，完全是活该。这年开春汛情不断，河水暴涨，黄河多处出现险情，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每天饮酒作乐，对汛情基本无动于衷。决口冲开后，最关键的前7天7夜，他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反而使劲鼓吹将省城迁至洛阳。至于张家湾的事，“听其泛滥，以顺水性”，让黄河自然改道。决口20多丈后他慌了，急忙上奏，然而奏书却是为了开脱，吹嘘自己“星夜驰抵该处，察看情形”，现正“赶集料物，设法筹堵，昼夜抢办，不遗余力”。当然，当时的河南巡抚牛鉴，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相比之下，文冲无疑是“第一责任人”。文冲在河督任上有无贪腐，我手中尚没有资料，不敢断定。但是，清朝的河务，一向是腐败重镇，河工经费能有十之三四用在治河上就不错了，从河督到兵丁几乎人人寻租和分肥，而且查起来特别困难。我对文冲的清廉很怀疑，道光骂他“糜帑殃民”，就透出了些许端倪。

　　“枷号示众”是明朝创设的一种耻辱刑，既痛苦又羞辱，清随明制，后朝便把它继承了下来。文冲受此刑罚，还有更大的意义：其一，以示负责。文冲的渎职，致无数生命化为乌有，这么悲惨的灾难总得有人负责，不然众多亡魂在阴间也不答应，这也是政治学的基本常识和要求。表面上看，文冲跪在那里也怪可怜，但与万千百姓的灾难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乃“一毛”与“九牛”的关系。其二，顺应民心。开封百姓闻知文冲“枷号示众”后，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官府的公信力因此提升。其三，以儆效尤。正像道光“批示”所言，“枷号河干，以示惩儆”。要让那些不长心的官员长心，仅仅学习《圣训六谕》之类是无济于事的，“枷号河干”的“示范”作用更大更烈更“深入官心”。

　　由此想到了新加坡的鞭刑。这是一个古老的酷刑，但今天仍在狮城使用并发挥着作用，国际社会的总体评价是正面大于负面。继而我想，“枷号示众”在今天也有借鉴的意义。如是，既可威慑“文冲”那样的渎职犯和可能的懈怠者，又可抚慰“人祸”后万千百姓的哀号与愤怒，逐步抚平社会创伤，正面作用绝对大。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