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清廷新任驻英法公使龚照瑗，赴任途经槟城，为槟城繁荣商业所震惊。龚照瑗感慨，“西人何术，而能是南洋诸岛商务盛隆若此”?陪同龚照瑗参观的，是南洋富商、清廷驻槟城总领事，后来官居二品、朝廷培树的“招商引资”榜样张弼士。

　　张弼士成为清廷“招商引资”榜样，缘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东海关道盛宣怀邀请考察烟台矿务、铁路合作事宜。烟台考察期间，张弼士谈起1860年，随英法联军到过烟台的一位法国人，品尝烟台葡萄和葡萄酒旧事。之后，他曾打算在烟台开办葡萄酿酒公司。张弼士的话题，催生了盛宣怀支持他开办酒厂的决心。盛宣怀通过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奏请清廷批准张弼士在烟台投资办厂的请求，并给予企业30年专利保护权，产品进出口享受三年免税特惠政策。

　　这样开放的招商引资力度，得益于鸦片战争让清廷上下迅速形成的改革共识。大开放迎来大建设。尤其铁路建设项目，迅速成为事关江山社稷的“重中之重”。修铁路需要海量资金，朝廷拿不出钱来，海外“侨资”却苦于“找不到投资项目”。这种情况下，海外“侨资”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清廷铁路建设的“可引”资金。而完成“招商引资”这一任务的最佳人选，就落在清廷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身上。

　　为此，清廷特召张弼士回国，担任中国铁路总公司和通商银行第一总董，成为朝廷“招商引资”的“榜样”人物。一个人说了算的政体，特别适合“集中力量办大事”。晚清在“招商引资”上，开放的深度、广度和制度创新诸方面，都具划时代意义。1902年12月20日，慈禧谕令接见张弼士，并训谕内阁，要求沿海督抚及商务大臣、出使大臣，切实保护好归侨利益。张弼士“著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加侍郎衔，俟设立商部后交商部大臣差遣委用”。

　　接着，清廷把“招商引资”榜样张弼士，提拔为主持朝廷“招商引资”工作的商部大臣。张弼士在“奏条陈商务事宜，缮单呈览”(《商务条议》十二条)中提议，在福建、广东设立发展经济的“经济特区”，并奏派声望素孚之大员，主持福建、广东的经济工作。允许办“经济特区”，把权力交给能办事的人去办，清廷诏令，“以太仆寺少卿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为太仆寺卿，并充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督办闽广农工路矿事宜”。

　　可惜的是，晚清“招商引资”大潮，随光绪和慈禧的辞世，深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泥潭。附着“新政之上”的“招商引资”，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形势一派大好”之后，体制性障碍和制度创新之间的龃龉凸显。最终，清廷不顾“投资外商”和国内投资者的利益，发布上谕将“招商引资”建设的铁路路权出卖给英、法、德、日四国，此举彻底终结了“招商引资”进程。张弼士“凭一己之力”欲“肩”命运闸门，奈“招商”皮之不附，“引资”毛之焉存?

　　1916年9月12日，张弼士病逝于印度尼西亚招商引资宴会上。之后，热闹一时的“招商引资”，彻底划上句号。按理说，张弼士遇晚清改革，乃做事之大幸;遇朝廷“差遣委用”，乃做人之大幸。前者，幸在“一个人说了算”;后者，不幸亦在“一个人说了算”。在慈禧眼里，榜样与“沐猴而冠”同。由榜样派生出来的责任和力量，其实非常有限。

　　（作者简介：王俊良，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幼好读书，不求甚解。及长，从业媒体至今。偶有文字行世，赖众师友不弃。优点，好酒、好茶、好美食；缺点，喜书、喜游、喜美女。努力方向，争取写出不让人恶心的文字。）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