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这句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出自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之口。它的通常解释是：君子心胸开阔，神定气安，小人斤斤计较，患得患失。

　　的确，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君子堂堂正正，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不做暗事，没有什么可忧虑之事。而小人就不同了，他们阴险狡诈，心术不正，常怀不轨，患得患失。所以，常戚戚是很自然的。

　　然而，如果我们从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中及个人的使命担当中去解读君子与小人的所作所为，从外族的入侵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中察看君子与小人的一言一行就会发现：君子多忧患，小人少戚戚似乎更符合生活的真实原貌。纵观古今历史，君子总是从大多数人的愿望出发，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特别是在内忧外患、国难当头的非常时期，君子更是表现出很高的境界和担当精神。一部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各阶级、各民族之间的斗争史，更是无数志士仁人君子的忧患史、担当史和奋斗史。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乱年代，作为有良知的君子，始终伴随着一种忧患意识和担当精神。忧患，似乎成为仁人君子的天生专利。

　　殷商末年，纣王刚刚继位不久，便命人琢了一把象牙筷子。对此，箕子不无忧虑地对众大臣说：“我看到这双象牙筷子担心纣王会变坏呀!”众人不解，箕子解释说：“列位想想看，这样好的筷子，纣王肯定不会把它用在土制的碗罐上，它肯定配上一些玉制的碗碟，有了玉制的碗碟盛些豆角豆叶之类的东西来吃，恐怕纣王是不会乐意的……”果然，纣王慢慢腐化起来，对属下也变得残暴无比。箕子多次劝谏，纣王哪里听得进去。从此，箕子陷入深深的忧虑和痛苦之中。直到纣王被武王逼上鹿台，失去统治，这种忧虑和痛苦始终伴随着箕子一生。而屈原，更是忧患意识的典型代表。屈原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忧国爱民。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博文强志，娴于辞令，明于治乱”，而且深得楚王的信任。然而，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屈原的正道直行和出类拔萃，招致了上官大夫等人的恶毒馋毁和极力中伤，而昏庸的楚怀王又不辨真伪，偏听偏信。此时此刻，屈原内忧小人馋毁、朝政混乱，外忧敌军压境，兵败削地。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呼天唤地，长歌当哭，仍不放弃自己的努力。可楚王终不悔悟。无奈的屈原投江而死，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和伟大拥抱了不朽!

　　我们再看看汉初的贾谊。贾谊18岁就被文帝招为博士，对时政、历史都有广泛而独到的见解。文帝每咨以大事，贾谊都能对答如流。他的《过秦论》《论积贮疏》等历经千年而不衰。正因为这样，他遭到了周勃、灌婴等老臣的嫉妒和反对。被谪为长沙王太傅后，他的满腹才华得不到施展，一腔的热血不能为国家效力。他忧愁痛苦，愁肠百结。再加上梁王不慎坠马而死，他深自歉疚，33岁就抑郁而亡。而更多的志士仁人则是以诗文抒发愤懑，寄托情怀。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陆放翁的“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梦中杀敌。无不透露着仁人君子的忧国情怀。至于“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把忧患推向了极致。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争相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候。“秋风秋雨愁煞人”“为国牺牲敢惜身”(秋瑾语)真实而准确地表达了近代仁人志士的心迹和愿望。而“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更是道出了天下人的心声。在这几千年的忧患史上，作为君子对立面的小人又去了哪里?他们在做着什么?透过重重的历史帷幕，我们分明看到：小人靳尚在为馋毁屈原的大功告成而窃喜;秦桧为除掉岳飞而吃酒欢笑;赵高更因害死了李斯、掌控了胡亥、拥有了实际的国家权力而和属下弹冠相庆哩!

　　（作者本名李瑞华，山东菏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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