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有个不太好的认知习惯，即先入为主，以貌取人。看人长相好看，穿戴阔气，就以为是富人而敬三分;看人长相丑陋，衣着简朴就以为是穷人而贬三分。于是，坊间才有了“人敬有的，狗咬丑的”之说。

　　对此，自从古人仓颉造字时，就带偏见和歧视了。譬如“残”字，一边是“歹”字，另一边是“贱”字去了“贝”字旁，组成“残”字，不是带有明显的歧视吗?

　　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因为医学和科技不发达，古人对于出生的残疾婴儿难以理解与接受。加之当时邪教、巫术和占卜盛行，古人错误地认为，女人生育的残疾婴儿，是其祖辈或前世做了孽，是上天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

　　从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君王残暴的制造劓鼻、削足、断臂等残疾现象，到纳粹希特勒为了所谓保护“日耳曼人种”的纯净，而疯狂地虐杀犹太人和残疾人;从歇后语“瞎子点灯——白费蜡的讥讽，到近代乃至当代戏剧影视里，对傻子、疯子或独眼龙等角色的嘲弄，都说明了封建意识以及世俗观念，对残疾人的侮辱、歧视、排斥和偏见，对人道主义的扼杀、摧残和迫害。

　　春秋战国时期，有个叫卞和的人，在荆山脚下采到了一块珍贵的玉石，卞和将玉石献给了楚厉王。可厉王不认得玉石，以“欺君之罪”，砍去了卞和一只脚。武王即位后，卞和又去献玉石，结果楚武王也不认得玉石，同样以“欺君之罪”，砍去了卞和的另一只脚。后来楚文王继位，卞和再次将玉石献上，楚文王命玉匠仔细琢磨，果然发现了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石，后人称之为“和氏璧”。呜呼!君不识才，不讲人道，蔑视生命，人为地制造残疾和冤案，古往今来，并不少见。

　　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的部下张松，官至益州别驾。他身材矮小，鼻塌齿陷，走路一瘸一拐，形象丑陋。然而张松声音洪亮，颇有计谋，具有过目不忘的绝技。他听说曹操求贤若渴，便带着西川(现在的四川西部)的地图投奔曹操。可曹操见张松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便有三分歧视。加上张松顶撞和揶揄他，曹操气急败坏，拂袖而去。张松伤心地投奔了刘备，因而使曹操丧失了获得西川的大好时机。倘若曹操能够善待或尊重张松，历史恐怕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在动物学家眼里，残即废，废则无用。而在社会学家看来，残疾只是一种社会现象或医学术语，因为残疾人首先是“人”，他们同样有人的尊严和权利。尽管生理残疾了，但他们会采取替代或补偿的办法，用其潜在的、超乎寻常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去实现远大的抱负，实现人生之梦想。

　　譬如，我国古代的盲人音乐家师旷，弹琴技艺高超，据《周书》记载，他不仅擅琴，也会鼓瑟，还通晓南北方的民歌和乐器调律，成为我国古代音乐的鼻祖。美国的罗斯福患了麻痹症导致瘫痪，他却以惊人的军事才能和治国方略，连续担任4届总统，成为二战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前苏联的奥斯特洛夫斯基，身体瘫痪与双目失明后，没有颓废，在病榻上创作了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激励并教育了千千万万人。我国的张海迪自幼瘫痪，她依靠自学，掌握了英语、德语、日语和世界语，懂得医学，并获得了硕士研究生学位，成为当代作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残疾人同样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创造者。

　　其实，残疾是与生俱来、不可避免、难以消除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遗传、疾病、战争、灾难和车祸等不确定因素，都会造成一定数量的残疾人。从广义上讲，完美无缺的人，纯粹健全的人是没有的。因为健全与残疾，总是相对立而统一，相比较而发展，相排斥而依存的。另外，也并不是说，一旦人的身体残疾了，就一切都废了。因为有的人虽生理残疾，可心理健全，精神可嘉，经过不断地拼搏进取，同样可以成为有用之才;而有的人虽生理健全，却胸无大志，醉生梦死，庸碌无为，也无异于行尸走肉。显然，残疾人通过自身努力，社会理解，政府赈济，人们关心，同样可以实现自身价值和创造业绩。

　　我国有8500多万残疾人。社会各界应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承担《残疾人保障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扶弱助残，奉献爱心;弘扬人道，共建和谐，为发展残疾人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作者简介：邢继芳，男，笔名若群、方冀行，汉族，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出生，肢体二级残疾，现为大庆市民政局退休干部，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系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杂文学会常务理事，哈尔滨文史馆馆员，大庆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大庆市残疾人作家协会主席。多年来，在报刊与网络发表作品500多篇。作品被《人民文学征文专号》《杂文选刊》《北京杂文》《当代杂文》《参花》《岁月》《北国风》《文史纵横》《哈尔滨法学》杂志和《新华网》《人民网》《凤凰网》等媒体发表与转载。有多篇散文、杂文和报告文学入选多种文集并获奖。著有杂文集《为公平正义而歌唱》。）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