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妇孺皆知。史家论司马光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主持编写《资治通鉴》，二乃反对王安石变法。后者之作为及后果，很有点像“砸缸”。

　　司马光与王安石本是好友，两人同朝共事时，大宋国势渐衰。檀渊之盟后，宋朝以泱泱大国向区区辽国花钱买和平，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宋神宗即位，看到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用度太奢，令司马光裁减。司马光敷衍塞责，要神宗从长计议。神宗只好交王安石办理。王安石创立了财政机关“制置三司条例司”，商定官职废置，对一岁用度及郊祀大费编著定式，裁省冗费达十分之四。王安石所裁多属宫廷费，由此招惹了众怨，毫无作为的司马光则收获了人缘。

　　王安石主张“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本文资料均引自梁启超《王安石传》)，他的变法首先着眼于惠民富民。司马光不懂富民可以生财的道理，认为“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等，司马光无一不反对。《募役法》将差役制改为募役制，不能出役者可交税代役以充募资，是一项惠民的良政。神宗与近臣谈论免役之利道：“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紧随司马光反对变法的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可见这些反对改革者都是维护士大夫阶层的既得利益，根本没有把国家和人民放在心上。

　　宋朝武备松弛，蛮夷之族不时兴乱。王安石实行寓兵于农、全民皆兵的保甲法，扭转了宋军的怠惰。他支持王韶收复了甘肃一带沦没200余年的旧疆土，辟地200余里，招抚了大小蕃族300余万。命章惇、熊本招抚了湖南、四川等地的苗夷部落。安南国几十年来多次犯边，王安石派郭逵率兵进讨，得胜之后安南再也没有进犯宋朝。司马光一派却诋毁王安石劳师黩武，挑起边衅。

　　总之，王安石干什么司马光都觉得不顺眼，自己除了编书却什么都不会干。

　　王安石主持变法共九年时间，其间屡次申请辞职神宗不准，直到57岁时才因病辞归故里。此后八年，神宗仍行其新法。施行新法近20年，朝堂上虽然不断地争论变法的是非，老百姓却没有因此不满而闹事的。起初反对新法的苏东坡也感叹变法后“圣德日新，大化众成”，意识到当初“辄守偏见”“所言差谬”。

　　神宗驾崩后，宣仁太后听政，她对裁省宫廷费用的改革耿耿于怀，立马起用司马光。司马光更是意气用事，大搞两个凡是：凡是王安石实行的新法一概废除，凡是王安石启用的人才尽行贬斥。《青苗法》在春耕时由官家贷款给农户，秋收时偿还，意在免除民间高利贷之弊。司马光也曾说：“散青苗本为利民，惟当禁抑配(基层官吏提高利率强制民众贷款)矣。”但是，凡是政敌拥护的他就要反对，如此惠民之法还是被他废除了。他还将宋军官兵用生命夺回来的土地无偿送给西夏，以求弭兵息战，结果事与愿违。

　　随同司马光反对变法的范纯仁对他说：“差役之事，尤当熟讲而缓行。不然，滋民民病，愿公虚心以延众论，不必谋自己出。谋自己出，则谄谀得乘间迎合矣。”但，“光不从，持之益坚，纯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苏轼也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说他“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司马光一意孤行，他批评王安石“介甫无他，唯执拗耳”，其实他比王安石更“执拗”。

　　果然，窥伺时机拍马屁的谄谀之徒应运而生。司马光限期五天恢复《差役法》，群臣深感为难，只有蔡京按时完成了任务，马上得到司马光的赏识，逐渐委以了重任。蔡京当道后，童贯、梁师成等一帮贪官污吏接连得势，庙堂之上朝纲不振，草莽之间宋江、方腊揭竿而起，金兵趁虚而入，靖康之祸肇始于此矣。

　　司马光毕生没有拿出像样的为政举措，只一味奉行“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无所作为的守旧不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司马光个人的口碑自然很好。痛心的是，北宋王朝这口大缸却砸在了他的手上。

　　2019/1/20于上海南箐园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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