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2500多年的史书《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我国先贤是将祭祖与战事并列为“国之大事”，足见其历史作用之大、社会阶位之高。沧桑变迁，岁月更迭，清明祭祖已由先古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嬗变为民间祭祀活动，并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固定风俗。虽说2500多年的祭祖活动在形式上有所变化，但其意涵则是揆一的，即遥念历代的先人，感恩逝去的父母。

　　如今，清明祭祖依然是一种国人普遍接受的社会仪式(清明节为国定假，节前及当日的扫墓)。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生活的进化、价值追求的变异、代际观念的淡漠，现代人对于祭祖的仪式还是渐行渐远，甚至有些年轻人将烧纸钱、燃香烛、供膳食视为“封建迷信”而产生排斥情绪。由此看来，分析一下祭祀祖先活动对后人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也许并非为赘。

　　我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缩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可以概括为：敬畏祖宗、尊重人伦、崇尚道德、信奉礼仪，它又表现为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祭祖活动对后人自然会产生一种敬畏先祖的心理作用。据说，唐代“苦吟”诗人贾岛每至清明节，便把近年来所作之诗放在案几之上，祭以酒肉，焚以香火，并祷以“此吾苦心”之语。这一极具个性化的祭祖方式，表达的是对先祖的敬畏之心。虽然像贾岛那样在清明节这个时间客体作用于文人的心灵所产生的结果在民间实属鲜见，但平民百姓在祭祖活动中也存有诸多忌讳以凸显出对先人的敬畏。如：祭祀时的香火不能吹灭、供膳食的桌椅不能触摸、扫墓时必须素装等。

　　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清明节是以家族、家庭内部活动为中心的一种祭奠形式。各种祭祀活动围绕着一个共同的本质核心，那就是通过节日仪式传达对传统孝道的尊重，也即“百事孝为先”。孝道在清明节中占据着无法撼动的地位，这其实是中国传统节日伦理本位的折射。其最大功用还是在于道德教化。祭祖形式上偏重于家族或家庭内部，但结果则是向外的，因为孝道的遵守需要通过向外的具体言行才能得以彰显。明清时代，家里长辈逝世，子孙必须守孝3年。这一民俗甚至得到官方推崇，并成为考察官员道德标准的重要内容。明朝万历年间，正准备大展宏图的首辅张居正因父亲陡然去世，按理要回乡守孝3年。但他想尽办法“赦免”了这一孝道礼节，且清明节也不回乡祭祖，遭到朝野的道德呵斥。

　　孔子云：“祭如在。”其意是：祭祀时如同祖先就在面前，与子子孙孙阴阳两界“对话”。这是多么直接的联结呵!清明祭祖往往不是个人的单独行为，而是一个家族或家庭每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所举行的重要仪式。在这个仪式中，没有了家人分离的牵挂、抵牾的掣肘，相反从心灵上再度融合。和祖先联结其实就是和自己内心世界联结。毫无疑问，每一个个体都是人类发展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每一个个体都拥有着源自祖先的经验。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祖先的经验，甚至消化吸收祖先的经验，那么我们内心就会变得更加和谐统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曾子语)。一俟追思祖先，感悟生命的意义，会让我们更加敦厚，会让我们的生命更具有神圣感和厚重感。

　　祭祀祖先还会使得后人从心理上缓解对死亡的恐惧。祭祖的一个逻辑前提是：逝去的先人的灵魂依旧存在，常言说的“泉下有知”即是。只要有亲人在，逝者的灵魂就不会消失;只要有后人祭祀，逝者的灵魂就会在某些节日(如清明、冬至)回到人世间与亲人重聚。如此说来，所谓“死亡”也不过是一个人离开了此一世界去了彼一世界，尚且不是一去不复返，还有某一节日的阴阳两界的“心灵对话”。这样的仪式，不止是在很大程度上平复了后人失去亲人的痛苦，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活着的人对死亡的恐惧。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曾对文化作出如此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他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倘若我们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视角来透视清明节，那么，祭祖活动自然会留下文化或文明的巨大投影，并对后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正能量。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