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是袁世凯的表侄，自幼过继给伯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张镇芳。他酷爱读书、写字、唱戏、古玩，与溥仪的族兄溥侗、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及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常年一袭长衫，饮食也很随便，大葱炒鸡蛋即为佳肴，唯独对看中的文物挥金如土，深受古董商欢迎。

　　《平复帖》是国内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件名人墨迹，时为恭亲王孙子溥儒所持。张伯驹两次请求转让，都被溥儒开价20万元吓退。后溥儒的母亲病逝急需用钱，他才以4万大洋得手。

　　1946年，张伯驹得知马霁川要将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卖往海外，这是世界现存最早的一幅山水画，被奉为“国宝中的国宝”。马霁川开口就要800两黄金，故宫博物院拿不出钱。此时他已为收藏耗尽万贯家财，50两黄金也没有。情急之下，他在古玩市场发话：谁把此画转手洋人就是民族败类，我决不轻饶他。闹得马霁川无法出手，只好降价为220两黄金。他一咬牙卖了居住多年的豪宅(大太监李莲英旧居，现在估值超过1亿)，但马霁川借口黄金成色不足，要再加20两。他万般无奈又回家找夫人变卖首饰未遂，竟躺在地上耍泼才依了他。

　　40年代，张伯驹遭绑匪绑架索要200根金条，没钱就撕票。有人趁机打他家书画的主意，他斩钉截铁地对夫人说：“别为了我卖书画，否则我宁死也不出去。”想不到视书画重于性命的他，却在1956年把8件最顶级的书画捐献给了故宫。政府奖励他20万元也没要，只领了一张褒奖令。

　　1957年，张伯驹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组织人排练《马思远》等传统剧目，被批判“是站在封建王朝立场，歪曲伟大的农民起义”。他反驳道：“强调阶级性，便把别的一笔勾销，是不对的。”“文艺不一定都要为政治服务，也可欣赏，陶冶性情。吃好了，吃饱了，工作有精神了，也就是政治了。”结果他被打成了右派。

　　陈毅同他有过棋艺交往，听说他成了右派很不高兴：“张伯驹把那样的珍宝都捐给了国家，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砍我脑壳也不信!”陈毅私下找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帮忙，才安排他去吉林博物馆任副馆长。他上门道谢，陈毅说：“你这样的人都被打成右派，我该向你道歉。”他笑了笑：“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我一顶帽子呢?”

　　文革中，张伯驹又被错戴了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夫妇俩被游街批斗。他依旧坦然自若，唯独红卫兵焚烧他收藏的卷轴让他急得下了跪：“要烧就烧我吧，这可都是国家的宝贝，烧了就再也没有了。”随后发配他去劳改，人家嫌他年纪大不接受，老两口只好回到北京蜗居在10平米的小屋内，既无粮票又无户口，仅靠变卖家产和亲朋接济度日。

　　陈毅逝世后，张伯驹受政治身份限制不能前往吊唁，只好挥泪写了一副挽联送去。毛泽东在追悼会上见到这副挽联说：“词写得好，书法也好。”得知是张伯驹所写，想到他曾给自己呈献过李白的《上阳台帖》，马上嘱托周恩来予以安排。不久，两夫妇的工作问题得以解决。他万万没想到救自己脱离苦海的竟是诗词和书法。

　　想必毛周也不相信他是右派反革命。为什么陈毅砍脑壳都不信，偏有人疑神疑鬼要把他划入敌人行列呢!又是谁赋予他们装神弄鬼的权力!好在张伯驹豁达大度，他自言不懂政治，右派“帽子对我来说并不怎么要紧，我是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张伯驹的书画全部捐给了故宫和吉林博物馆，仅为国家收藏保护的顶级书画就有118件。至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字画中，无论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罕有能超过他的无偿捐赠之物。最后，他突患感冒因“不够级别”未能住进单人病房，两天后转为肺炎去世。

　　众人问张伯驹：“耗尽家业收藏，为何又无偿捐之?”他说：“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此则终了宿愿亦吾身之一大事!”他的夫人还与何香凝一道，三次为抗美援朝作画义卖。要给张伯驹戴帽子，似以“国宝派”和“爱国派”为宜。

　　2019/3/23于上海泰禾园

　　(作者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