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屠呦呦荣获了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此前，她于2011年获得了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拉斯克奖是生物医学领域仅次于诺奖的一项大奖，它颁发于诺奖之前，其获奖者多能再获诺奖，被誉为“医学界的诺奖”和诺贝尔奖风向标。2015年6月，屠呦呦还获得了华伦·阿尔波特基金会与哈佛大学联合授予的华伦·阿尔波特奖。墙内开花墙外香，墙外的芬芳飘回来。2017年，屠呦呦终于获得了国内的一个最高奖项—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屠呦呦能够获得众多殊荣，与其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据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出版的《屠呦呦传》介绍，在她研发的“青蒿素问世和推广前，全世界每年约有4亿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100万人死于此病”。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表示，推广青蒿素后的10年，全球死于疟疾的人数下降了38%，全球43个国家的疟疾发病率和疟疾死亡率都下降50%以上。

　　只要对人类做出了切实的贡献，就会得到举世公认。1973年，陈景润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成果公布后，国际数学界马上将之称为“陈氏定理”;袁隆平培育出超级稻，1991年便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而后还当选了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们在国内尚未跻身中科院院士之列，但已经不是院士胜似院士，任何有色眼镜和偏见都无法漠视他们的杰出成就。陈景润求证哥德巴赫猜想时，被定为白专典型屡遭批判。屠呦呦寻觅青蒿素也跨过了不少坎坷。青蒿素的立项源于上世纪中期的美越战争。此战中，“1964年，美军因疟疾造成的非战减员比战伤减员高出4—5倍。1965年驻越美军疟疾发病率高达50%。”美国为此专门成立了疟疾委员会，筛选了21.4万种化合物，也没找到理想的新结构类型抗疟药。与此同时，越南人民军的伤病员比例，也大都是病员远超伤员，病员大多为疟疾患者。越共主席胡志明不得不亲自来中国求援。那时我国的疟疾发病人数也多达1000—2000万。以往抗疟的特效药奎宁和氯喹，已对具备抗药性的疟原虫无能为力。

　　1967年5月23日，国家科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召开“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屠呦呦受命出任研究抗疟新药的课题组(保密代号523)组长。她另辟蹊径，发掘我国应用青蒿2000多年的历史，从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到东晋葛洪所著《肘后备急方》，直到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几乎查遍了所有有关历史文献，经过190次失败，终于在1971年成功提取筛选出了抗疟新药。为了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她带头以身试药，于1973年进入临床试验，逐步获得成功。科研之路艰难曲折不足为怪，最可怕的是来自外部的干扰和打压。1975年在进一步部署青蒿研究“大会战”的成都会议上，“特别提到广东中医学院中医中药研究所八年如一日，坚持深入虐区农村，积累了救治脑型疟疾的经验，取得了较好成绩。与此同时也提到有些单位偏重于实验室研究，关起门来搞提高的倾向也时有表现”。(《屠呦呦传》P137)这里批评的就是屠呦呦及其研究团队。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时髦用语是“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深入基层”“与群众打成一片”等。风行一时的电影《决裂》，讥刺“在课堂上植树，在黑板上栽秧”为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实验室里搞研究被批为“闭门造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语境下，埋头从事科研，其压力山大可想而知。固然“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但创新往往出自“幼稚可笑”之手。陈景润痴迷到走路撞树，就有点“幼稚可笑”。屠呦呦也生性执拗。她出生时，父亲吟着《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蒿”给她起名，又对仗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她看准青青蒿草，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在实验室里搞清青蒿素的结构，然后确定是否大面积投入临床应用。抱着这种对病患负责，遵循医学基本规律的态度，她才摘取了诺奖桂冠。如果屈从批评，不知是何结局。

　　设若所有科学家都像屠呦呦和陈景润一样性格执著、我行我素，我们定能斩获更多诺奖。可惜“与群众保持高度一致”，让他们望而却步了!

　　2019/4/6于洈水河畔

　　(作者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