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洋媚外”被说顺了嘴，其实二者不一样。

　　“崇”乃尊敬重视，“崇洋”自然是尊敬洋人重视洋货。“崇”的对象主要是思想、知识、技术之类，是一种“景行行止”的情怀，丝毫无损人格。所谓崇拜得五体投地，只是一种夸张。我们称道李绅的诗作《悯农》，因为它倡导节约体恤了农人的辛苦。但谁也不会爱屋及乌，拿李绅的生活腐化行为来东施效颦。

　　“媚”则很不中听。所“媚”者主要是人是钱是权势，因而有奶便是娘，不必辨是非曲直。“媚”要有意讨人喜欢，就免不了点头哈腰、卑躬屈膝地去奉承巴结。巴结心仪的情人尚可，“媚”那些高鼻子、蓝眼珠的外国人似难入眼。“媚骨”与“奴颜”一搭配，更是一副摇头摆尾的哈巴狗模样。

　　“媚外”者不一定“崇洋”。清末的溥仪后来尽管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当年如果“崇洋”的话，就接受了民主共和理念，不会一心复辟大清。洋人虽有保留国王、天皇的，但都是虚位没有实权。他以为儿皇帝可以呼风唤雨，跟在日寇后面摇尾乞怜，实属标准的“媚外”。

　　此前的慈禧颇有天朝大国气派，洋人送的汽车她都不坐。她不但不崇洋，还敢于向所有洋人宣战，结果被洋人打得狼狈“西狩”(不是“西窜”!一字之差关系到天朝尊严)。她领略了洋枪洋炮的厉害，回辇之后才不得不“崇洋”，支持李鸿章们搞起了洋务运动，谁叫那些洋枪洋炮洋油洋灰洋火洋钉子都是人家洋人先造的呢。

　　慈禧“崇洋”是被动的，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孙中山、李大钊们推崇洋人的民主共和、共产主义则是主动的，而且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可见，“崇洋”算不上坏事，坏的是“媚外”，当汉奸走狗才无比可耻。

　　事实还表明，“崇洋”者也不一定“媚外”，鲁迅先生就是例证。他因父亲被中医治疗无效而去世，“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他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发端于西方医学，便跑到那里去学西医，准备学成后救治父亲似的病人，同时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他还写《父亲的病》讥讽中医，说中医的配药中有“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一对”，当地有名的中医束手无策后便一推六二五，要他们“请人看一看，可有什么冤孽……”

　　鲁迅先生后来也坦陈带了私怨，对中医有失偏颇。有人说，曹操若不杀华佗，让他做开颅手术，中国的外科手术早就领先西方了。这话可信，没有封建统治者的扼杀和封建思想的禁锢，中国的医学事业无疑更发达。而西方没有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解放，其医学也不咋的。所以，鲁迅先生如此贬低中医、“崇洋”西医，也没人骂他“媚外”，反倒为他献上了一顶民族英雄的桂冠。

　　比鲁迅先生更“崇洋”的是梁启超。他因左肾轻微肾炎住进了洋人办的协和医院，留美博士刘瑞恒院长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当副手，割掉了他好端端的右肾。最后把事故原因推给值班护士，说她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位置。这本是个很好的医闹题材，但梁先生“崇洋”崇到骨子里去了，他不但不闹，还禁止徐志摩等学生上诉法庭，不要任何赔偿和道歉。竟然还靠残留的右边“坏肾”支撑着病体，亲自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谎称自己的病“一天比一天好”，并诚恳地呼吁：“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之障碍。”(《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原来他担心刚传进中国的西医坏了名声推广不开，为了中国医学事业的进步，才没因个人得失而情绪化。梁先生的“崇洋”实乃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把洋人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他派了三个儿子去美国留学，也是为了拿到更多好东西。一家人都爱喝洋墨水，却没人骂他“媚外”。他是顶级的国学大师，从推动戊戌变法到反对袁世凯称帝，无一不是为了中国的强大。袁世凯的儿子想当皇太子，极力拉拢梁先生未遂，依然敬畏他：“得渠一言，胜于十万毛瑟也。”他的《少年中国说》更是呼唤国人自强的号角。

　　谁敢骂梁先生“媚外”?至多只能指责他“崇洋”吧。“崇洋”该受指责吗?

　　2018/11/7于洈水河畔

　　（作者简介：唐汇寅，1965年松滋二中初中毕业，现为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刘项还是要读书》获第四届“克权杂文奖”一等奖，杂文《贪腐的起点》获第三届“克权杂文奖”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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