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1683)解除海禁，开放口岸通商，鸦片列为西药允许纳税进口，规定每百斤鸦片征税银三两。据《清史纪事本末》记载：雍正七年，输入鸦片仅200箱(每箱100-120斤);乾隆后期，政府逐利关税，鸦片祸患愈演愈烈，乾隆五十五年，鸦片已上升到4000余箱。雍正七年(1729)，下诏禁止鸦片入口，说明这时鸦片已由药材变成了毒品。嘉庆元年，政府停止征收鸦片税，严禁鸦片进口;嘉庆二十年(1815)正式颁布《查禁鸦片烟条规》，然成效式微。

　　第一次鸦片战争始，晚清的中外接触几乎都是在炮声舰影之下进行的。英国政府自1834年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特权与管辖权以后，以更疯狂的速度迅速向中国倾销鸦片，其贸易量1836年已由1834年的21885箱猛增到34776箱，贸易范围也从伶仃外洋波及广州城外乃至内地数省，“鸦片烟方盛行，漏银出洋为大患”。(《清史稿·邓廷桢传》)据《国朝柔远记》统计：“粤省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1700万两;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2000余万两。福建、浙江、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更为堪忧的是，鸦片换来的则是“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

　　道光年间，越来越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直接威胁着满清统治，也加剧了满清腐败。由此清廷内部形成了“驰禁”和“严禁”两派势力，道光帝召集上层官员两次廷议鸦片问题。

　　在多年鸦片利润对清政府的腐蚀下，从广州到北京的鸦片贸易得利阶层已在清政府内部形成了一股“驰禁”的反动势力。他们主张对鸦片贸易“驰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梁廷南《夷氛闻记》)道光十六年(1836)6月10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朝廷，将祸国殃民的“驰禁”理论诉诸庙堂之上。他主张把鸦片作为特殊商品——药品进口，采取“以货易货”政策，以活跃国内物资出口，加大对外贸易力度，也避免了白银的外流。道光帝传谕将这一奏议发交广东督抚及海关监督，“会同妥议具奏”。1836年10月11日，甫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会同祁贡及海关监督文祥，联袂上奏《驰禁章程九条》(邓廷桢后放弃了“驰禁”主张)。而内阁学士朱嶟、给事中许球、御史彭玉麟等人上奏反对，道光帝终未同意驰禁。

　　许乃济的“驰禁”理论，除了对英国鸦片贸易“厚征其税”外，还有一层意思，即：“听民间得自种罂粟”，以换取财税。这一主张受到道光帝斥责，许受到降职处分被赶出了太常寺。恰如当年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所说：“经过帝国全体高级官吏一年多的全面讨论，中国政府决定：‘这种万恶贸易毒害人民，不得开禁’。”

　　清廷第二次讨论鸦片问题是在道光十八年(1838)。6月2日，被道光帝誉为“遇事敢言”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向朝廷上《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他认为：鸦片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原因在于以往的禁烟方法不当;他提出的方法是制定一项新的法律，限期一年戒烟，尔后查获吸食者诛。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及其巨大的危害引起有识人士的忧虑，也导致道光帝幡然醒悟。但是，道光帝看到这份颇为新奇的建议后，并没有立即下决心，而是将奏折下发各地将军督抚，令他们“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不日，道光帝收到各将军督抚议复的奏折29份，无一不主张严禁，就连崎善也表示同意之。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观点代表了主流倾向：“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然而，在29份奏折中，竟有19份主张禁烟的重点在于查禁海口，而不同意黄爵滋“吸食者诛”的主张。道光帝则是力挺黄，于1839年6月15日批准长达两万字的新法律，规定在一年半后，即1841年初，对未戒吸食者将采用死刑(然由于战争的进行，这一法律未实施)。

　　其中另有8份奏折称：禁烟须正本清源，鸦片的来源主要在广东，倘要禁烟，先得在广东切断毒源。道光帝采纳之，1838年12月31日，任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1839年1月3日特下诏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襄助林则徐禁烟。随着《禁烟章程十条》的颁布，“以断绝鸦片为首务”。三年多的时间里，林、邓拿获83.5万箱鸦片(1839年6月3日，根据道光帝谕令，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19176箱又2119袋，实重237万斤)，创下举世瞩目的殊绩，但与这一时期鸦片走私流入中国8.1万箱的数字相比，则不足1%。

　　《天津条约》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只是鸦片的进口税提高到“值百抽二五”;几乎同时，本地种植者又让鸦片生产大范围地本土化，到1875年，本地所种鸦片已将洋烟从中国北方和西部市场挤了出去。据当年大清海关的一项报告显示：“土烟已数倍于洋烟，国外进口鸦片数量巨幅下降”。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