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玛窦来华后，传教士的身影频繁闪现在明清时期。创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广学会便是一个显例。

这是来华传教已有多年的英国人韦廉臣，联络了李提摩太、丁韪良、林乐知等一批传教士组建的一个出版机构，其前身为1884年设立的同文书会，含有“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之意。作为近代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广学会试图通过影响中国“有知识和领导能力的阶级来引导和提升民众，改变愚昧的中国”。李提摩太说得直截了当：“我们不能梦想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建立起现代化的学校，这将由中国各省政府稍微明白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后自己来做。我们也不必试图结识帝国的所有满大人，更不可能接触到每一个在中国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读书人。然而，最重要的官员和那些各省学政、县教谕、书院先生以及一小部分的读书人和他们家中的妇女和孩子，这些人应该都是可以接触到的。”很显然，广学会乃是帮助中国开展启蒙工作，成了晚清时期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一个窗口。

虽说广学会以传教士为主体，但其在晚清时期出版的书籍却大多是非宗教类。据统计：1897-1911年，广学会出版书籍461种，纯宗教类仅有138种（占比29.93%）、含部分宗教内容的书籍85种（占比18.44%），238种（占比51.63%）的书籍是西学读物，诸如《格物探源》《开矿富国说》《泰西新史揽要》，连光绪帝准备变法所搜求到的129种西学书籍，其中89种是由广学会出版的。

广学会明确做两件事：一、提供承载近代文明的高档书籍，给中国的知识阶层阅读；二、提供附有彩图的启蒙类书籍，给中国的一般家庭阅读。赠书是其常见的方式：一是在举办乡试、省试和恩科考试时，广学会派人赴考场免费赠送考生。如1893年恩科乡试，广学会印制包括《国贵通商说》《辨明技艺工作说》在内的6万册运到10个省的考场；二是将书籍免费赠送给清廷的各级官员。如1888年广学会分送北京、奉天、杭州、济南等地官场2万册《格物探源》，南京一地送上1万册《自西徂东》。同时还举办多次旨在提升国人对近代文明认知的征文活动。如1893年的征文活动，题目就是要读者写出“铁路”“邮政”“报馆”“博物院”等西方文明事物的益处，并设有多个等级的奖金。据说，康有为曾以“康长素”的化名参加1894年的征文活动，结果仅获得最末的六等奖。

在广学会看来，倘要在中国发展近代文明，亟需科学技术与科学理论比翼齐飞。洋务运动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购入西方先进设备兑现了前者，但轻忽了后者，广学会认为这是“徒袭皮毛之举”。为此，它以自办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等为平台，向中国输入近代科学理论，这对晚清维新派士大夫产生一定影响。如1878年，会员慕维廉在《万国公报》上，以连载形式介绍培根反权威的怀疑论和重理性的归纳法，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缺乏科学传统，怀疑论和归纳法这类东西正是中国文化的急需之物”；1882年，会员花之安在《万国公报》上刊文介绍英国的近代财政预算体系，建议清廷仿效，“每年俱有定章，不能多取”，“公开透明，可供国人监督”；1892年8月，会员艾约瑟为批判清廷力主“官督商办”，在《万国公报》上翻译连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顺便一提，它比严复早了近十年译出此书），他希望清廷能够意识到自由竞争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早在1870年代就将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理念输入中国的林乐知，在甲午惨败后，撰文痛斥中国政治存在“八大恶习”：骄傲、愚蠢、胆怯、欺诳、暴虐、贪私、因循、游惰。吏部尚书孙家鼐读后惊呼：“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1895年，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了强学会，其背景也是仿效广学会，试图“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广学会还向近代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强学会书藏”捐献了大量“西书及图器”。

民国时期，广学会还在多地设立分支机构，出版重点则移向了宗教灵修书籍。1957年，它与中华浸会书局等三家基督教出版机构合并为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继续印行基督教书刊，1966年被关闭。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