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方，清末大臣，宣统三年入川镇压保路运动，为起义新军所杀，算殉职吧。 

清末立宪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大型改革，虽然没有成功，但其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它一反历史上落后、疯狂、破坏力极大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模式，是中国两千年皇权专制向“宪制”的第一次“和平过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近代化性质的改革和建立民主制度的尝试，是百年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为了中华崛起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努力的重要一部分。而端方正是这场运动的“急先锋”。

其一，点燃了立宪之火。端方是1905年出洋考察的五大臣之一，是朝廷派出去的“盗火者”。他与同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考察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奥匈、俄国等国，回国后他把考察见闻和思考写成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献上，议改立宪自此始”(《清史稿·端方传》)，由此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立宪运动。

其二，他对立宪有着深刻的认识。1906年6月26日，端方上奏《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该折力陈专制之弊和立宪之利，欲判一国“其内政之能修与不能修，此不必问其他，但问其政体之为何，而可以判之矣。盖世界政体厥有二端，一曰专制，一曰立宪。专制之国，任人而不任法，故其国易危；立宪之国，任法而不任人，故其国易安。臣等以考察所得见，夫东西洋各国之所以日趋强盛者，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若“内政不修，专制政体不改，立宪政体不成，则富强之效，将永无所望”。“欲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他的这些见解和认识，令百年后今天的不少人都汗颜。

端方的这一“理论”，恰好有了检验的机会。1904年在我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小日本”出人意料地打败了欧洲的军事强国“北极熊”。端方坚信这是两种制度之间的较量。日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日本实行的是君主立宪；俄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俄国实行的是君主独裁。于是，他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鼓吹立宪救国，认为“立宪与否”就是“兵强国富与否之原因”。由于端方及袁世凯等人的努力，日俄战争结束后，立宪主张“渐达天听”，因立宪能安皇窒的说法被接纳，朝中的阻力也逐渐消灭，故立宪终成朝野共识，一时“立宪”二字成了“中国士大夫之口头禅”。(参见商务印书馆、罗志田《革命的形成》74页，下同只注页数)

其三，面对内患外侮的局面，国内局势大有立宪与革命赛跑之势，他呼吁立宪一定要赛过革命。疾呼立宪要抓紧时间，加快步伐，只有立宪才能救亡，“与其坐而待亡，孰若起而革之”。他警告说：“朝野的敷衍，比革命党更可怕。”1911年他又上奏，主张以“铁血立宪”代替“和平立宪”，以期此后“中国转危而为安，转弱而为强，亦能奋然崛起，为世界第一等国……”(104页)，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端方是满洲正白旗人，祖上都是满清贵族。1905年任闽浙总督，后任直隶总督。可以这样说，大清这个“股份公司”，也有端方的“原始股”，他自己又是朝廷一品大员，而立宪呢？用五大臣另一位出洋考察者载泽的话说：“夫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庶官者也”。换句话说，大清不“改制”，端方照样做高官，照样吃香喝辣，加之他正白旗的出身，还极有条件、乃至任意地从大清国这只“羊”身上薅羊毛。相反，“改制”后反而不利于他“薅羊毛”。由此更凸现出了端方的无私、开明和高风亮节，一切都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家族的私利出发，令人敬佩，这是政治家最可贵的品格。

端方这般鼓吹和热衷立宪，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对改革一以贯之的态度。早在戊戌变法的时候，他任农工商总局督办，曾一天连上三折，足见其对变法的态度和热情。光绪三十年（1904），“调江苏，摄两江总督，寻调湖南”。任上他“颛志兴学，资遣出洋学生甚众”。光绪三十二年，“移督两江，设学堂，办警察，造兵舰，练陆军，定长江巡辑章程，声闻益著”。(《清史稿·端方传》)。在两江总督任上，他创办了暨南大学，在湖北、湖南巡抚任上，他命令各道、府开办师范学院。端方还是我国第一所幼儿园和省立图书馆的创办人。窃以为端方就是前文所述的仁人志士之一，但这些建树和业绩却鲜为人知。为端方补个点赞，就是对那些为中华文明做出了贡献的人都不应忘记，也代表了历史的公平。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