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纲是东汉顺帝刘保时代的广陵郡(今扬州市)太守。而赴任前的广陵正“天下大乱”，“张婴等众数万人，杀刺史、二千石，寇乱扬、徐间，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之”。之前张纲因弹劾权臣梁冀而招他忌恨，遂将张纲由朝廷御史贬到广陵做太守。意图很明显，一是借张婴之手杀掉张纲，二是他平息不了“动乱”，就拿他问罪。

然而，梁冀“失算”了。张纲离开洛阳时，不带一兵一卒，千里单骑，到广陵后直奔张婴大营，不费一刀一枪，仅凭一番口舌，便将张婴这个朝廷连年武力都镇压不了的“贼首”及其部属降服。张纲立下不世之功，“朝廷论功当封”，但“梁冀遏绝，乃止”，不过，顺帝仍高度赞扬张纲，欲提拔重用，在张纲即将调走之际，“婴等上书乞留，乃许之”(《后汉书.张纲传》)，张婴等众草民苦苦哀求，于是朝廷允诺，张纲他老人家得以继续留在广陵做太守。

本文所说的张纲模式即指此，其要义有二：一不是朝廷任命，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那时也不可能)，而是“朝野协商”或民众争取、朝廷妥协的结果。这个模式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小觑，其精髓是：官员的乌纱帽与民意联结了，百姓有了点选官的权利，刘保昏庸、软弱、无能，朝政一地鸡毛，国家一片黑暗。但这却是个“亮点”，值得称赞。

广陵百姓之所以乞求张纲留任，关键张纲是个好官，任上把全郡治理得“人情悦服，南州晏然”，百姓已饱尝了他的善政。再则，张纲之前的那些太守，大都是些“多肆贪暴”之徒，如狼似虎，天怒人怨。有什么有对比更能让人分出好坏、真伪和高低呢？老百姓由此认定了张纲。因为再换成其他人，大家肯定还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怎么会舍得他走呢？故强烈要求其留下。

其实，百姓的这种要求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相同的例子我没有找到，但其他形式的却有不少。西晋荆州都督举祜逝世后，襄阳百姓在他生前喜欢的岘山上为他立了堕泪碑(《资治通鉴》卷80，下同只注卷数)，狄仁杰做魏州刺史，“有惠政，百姓为之立生祠”(卷207)广州吏民为离任的都督宋璟修建遗爱碑(卷212)。立碑也好，建祠也罢，目的只有一个：期待和渴望他们的“太守”是“张纲”。勿庯置疑，张纲做“太守”的社会，人民幸福，社稷稳固，基本上不会出现张婴那样的“贼首”和“叛军”，所谓的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河清海晏，不就是这般吗？

能产生张纲的“张纲模式”，有这么强烈的民意支持，又有这么大的社会效益，那么，这棵“小树苗”在漫长的历史里何以没有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更不要说森林了？这是为什么？

其一，这是由皇权专制社会的本质和本性决定的，皇帝不会“天下为公”，更不会为了天下苍生的幸福，而是“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其二，这样做会断了很多人的“财路”，会遭致这些人的拼死反抗。仍以当朝炙手可热的权臣梁冀和宦官为例：梁冀的权势太大了，“其四方调发，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吏民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笺檄谢恩”(卷54)。为了能见到他，人们都向他的看门人行贿，以致看门人的家产达千金之巨，梁冀的财产有多少也就不难想象了，而且还享有三万户、相当于四个县的食邑(卷53)。那些宦官呢？在洛阳“皆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他们的七姑八姨呢？“兄弟姻戚，宰州临郡”，都当上了“师长旅长”，“辜较百姓，与盗无异”，凭权力和暴力，他们也都发了大财。

不难想象，“张纲模式”若常态化，那么，梁冀还拿什么去卖官鬻爵？宦官们的“鸡犬”还怎样去“升天”？他们凭什么积下万贯家私？凭什么祖祖辈辈享受荣华富贵？因此，他们才会以不共戴天的决绝态度，使出浑身解数反对这种模式。事实也确实如此，东汉晚期以梁冀和宦官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把朝中的正义力量几乎消灭殆尽。于是得以横行天下，这种局面基本持续到东汉灭亡。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