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爱新觉罗·奕劻称得上是一个颇为传奇的人物。虽说他是龙子凤孙，但血缘相当边缘。道光三十年（1850）袭爵时的奕劻与堂兄恭亲王奕䜣的地位相比，至少差了10级。到了甲午年，奕劻才进爵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成为清代第12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与恭亲王“平起平坐”了。宣统三年（1911），任内阁总理大臣。1917年奕劻去世后，《纽约时报》撰文称：“庆亲王一生，以一无所有的皇族旁系开始，以亿万富翁的身家辞世”。奕劻堪为“晚清第一贪”。

奕劻在宦海的沉浮犹如两重天，他的发迹全凭老佛爷的提携和重用。史载：奕劻貌似憨厚，对老佛爷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效尽犬马之劳，由此深得朝廷信任，权倾朝野。他一进中枢，头一件事就是把天下各府县的肥瘠贫富摸个透，有即将外放的官员来访，奕劻常会说一句：“稍等一下，马上就走富裕之地缺出。”来者明白，回去后就送来了银子，他则根据银子的多少择地而放。当年朝廷有一句流行语：“不见庆亲王，就别想做官。”即使有了名额，比如已经捐了官，但奕劻不发声，便拿不到官位；即使得了官位，没有他的示意，吏部也不会给“照身”（派遣证）。1911年《泰晤士报》爆料称：庆亲王奕劻的资产仅在汇丰银行一处就高达200万两之巨。倘再加上其他银行的存款及大量田地、房屋、票据、金银首饰，“岁费巨亿”。

吊诡的是，庆亲王奕劻为躲避朝野的视线，不轻易给人抓住把柄，擅长精心伪装清廉。如：他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澹如斋”，自称“澹如主人”，以示廉洁奉公，澹泊如水。他还将手谕——“本官素来崇廉，凡贡献者，恕拒纳”——赫然张贴在自家门口，俨然一副“崇廉”“拒纳”的架势！其实，谒见他的官员倘若不送钱，根本进不了王府的大门。更令人恶心的是，奕劻竟然叮嘱子孙要谨守“四留”家训：“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治家如此严谨、高雅，纯属自欺欺人的招幌而已！奕劻卖官鬻爵以敛财，如杨士驤的山东巡抚一职便是用10万两银子从他手中换来的。袁世凯、徐世昌也曾以重贿而得以破格提拔，委以重任。1908年，奕劻迎来70大寿。各路官员争先恐后前往祝贺，门庭若市。他公然声明不允许家人收受礼物。实际上，暗地里却专门做了4本小册子，将送礼者按礼物厚薄分为四级登记。一次寿庆，奕劻竟然收获50多万两银子以及价值逾百万的各类贵重礼品。他还将王府中库存的一些不甚值钱的字画古玩，委托“品德洋行”代为拍卖，以示“纾难济贫”。

虚伪狡诈的奕劻以清廉的外表巧妙掩饰了他的贪婪本性，欺世惑众，使他生前被誉为“中国最有声望之人”，“从未做过一稍损荣誉之事”。朝官多次联名弹劾奕劻受贿索贿，最终他“岿然不动”，御史反因“查无实据”而获罪。然而，奕劻的贪腐嘴脸却被当年的一幅漫画所揭穿：奕劻身着官服，手持筢子，拼命在地上大把大把地搂拢银元宝。——活灵活现，丑态百出！

林语堂先生曾针对满清政府的腐败写过一篇杂文《思满大人》，认为：“也许满清的时代，是最贪污的时代之一。”其中有这么一段论述说得极为精辟：“那些满清的贪官污吏却是极文雅的先生们。他们有洪亮的声音，雍容的态度，又有一口音韵铿锵的官话，出口成章的谈吐。他们虽然贪污、纳贿，却能够使你觉得贪污、纳贿是一种风雅的事，并不龌龊卑鄙，不但伸手拿钱的人可以无愧，就是送钱的人，也觉得几分光荣。”奕劻乃是“满大人”那种“风雅腐败”的一个显例。值得警省的是：爱新觉罗氏虽然早已寿终正寝，但奕劻式的“风雅腐败”似遗绪犹存！

（作者简介：沈栖，笔名凡夫、聿飞，1951年生，主任编辑，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杂文家，先后出版有杂文集《世相纵论》《明天的废话》《实话直说》《告别“社会病态”说谎》《一个公民的闲话》《无花的蔷薇》《边看边说》《余墨谈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