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状告张三欠他10两银子未还，张三在法庭上供认不讳。法官依法判决张三归还欠债，但张三没有执行能力，执行人员到他家抓鸡赶猪也抵偿不了欠款。本案宣判无误，执行效果全无。李四没得到钱，连起诉费用都没捞回，张三成了老赖，法官也白忙了一通。

幸而案发北宋年间，审判官是苏东坡，赫赫有名的大文豪，满腔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还是信奉佛教的居士，常怀普度众生的菩萨心肠。确认案情后，他多问了被告一句话：你为何欠钱不还？

张三跪在地上叩头不止：老爷呀，我是赶时令做小本生意的，立夏以前借他的钱贩成了扇子。没想到过了端午天气还这么凉爽，谁来买我的扇子呀！这几天又阴雨不断，扇子都快霉坏了。我不是赖账不还啊！

苏轼问他是什么扇子。张三回答是折扇。苏轼看了看案上的笔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吩咐张三：回家把你的扇子拿来，我帮你卖。

张三飞快地拿来20把折扇，苏轼逐一打开，提笔作画题字，扇面的霉点变成了美丽的假山盆景和岁寒三友。苏轼给李四10把扇子，要他去叫卖，说“苏东坡画的画，一两银子买一把”，卖完你的钱就还清了。又给张三10把，要他卖了做本钱。衙门口早就围满了看热闹的，张三李四刚出门，手中的扇子被一抢而空。

这是传言苏轼做杭州通判时的一则故事，意在颂扬他体恤民情、扶危济困的慈悲胸怀。它表明法律条文虽然是死的，铁面无情，执行的人却是活的，可以从中注入脉脉温情。法律通过强制执行力矫正不法行为，借以规范人的行为，有时强制执行力并不顶用，就得考验法官的智慧。《菜根谭》云：“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过高，当使其可从。”同样的道理，只管判决，不管能否执行，断案者虽可销差，但劳而无功，两造的积怨反而更深。本案若非苏轼的人性化执法，就成了一桩执行难的悬案。

还有一则苏轼的故事。说有个穷书生，年纪与范进差不多，进京赶考途中被捕了。因为他有两件行李，上面写着“交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后面署名苏轼。子由是苏轼的弟弟，在京城供职，家住竹竿巷。苏轼同这个穷书生素不相识，他竟敢冒用自己的大名，侵犯姓名权，认真追究，就是欺诈罪。

但苏轼不轻易立案，他要问清来龙去脉。书生答道：我实在对不起大人。只怪学生太穷，进京赶考没有路费，家乡的父老乡亲送了两百匹绸子，算作帮我的盘缠。我若带到京师出售，一路上被税吏抽税，就所剩无几了。万般无奈，想到两位苏大人名满天下，才斗胆借用威名来唬人。万一被捕，您一向体谅读书人，也会网开一面。小人敬求大人开恩恕罪，以后再也不敢了。

“体谅读书人”的高帽子没有诳住苏轼，书生的年龄和穷困倒使他动了恻隐之心。他吩咐书生撕掉行李上的纸条，亲自另写一张贴上。还给弟弟子由写了一封信，交给双手发抖的书生说：老前辈，现在你可以放心去了。即使有差人把你抓到皇上面前，也担保你平安无事。明年考中以后，可别忘了我啊！

穷书生接过信和行李万分惊诧，感激不尽。托苏轼的洪福，他果然考中，回家途中专程到苏府致谢。苏轼非常欢喜，留他在家盘桓了几天。

判案，一如他的为人——宽大为怀。他深知法律是用来为百姓服务而不是统治百姓的，重在引导人而不是惩罚人。惩戒只是一种手段，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弘扬正气、匡扶正义，达到“捍卫良知、传递良知、弘扬良知”的目的，进而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大众的人身安全和利益。仅把法律当成僵化的工具和不变的教条，就很难实现制定法律的初衷。所以，他断案时不停留于表面现象，还注重深究案情背后的社会矛盾，加以综合考量，由此获得良好的客观效果，实现了法治应有的社会功能。这两则故事的真伪无从考证，苏轼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却是实情。故事还反映了黎民百姓对法治的认识、理解和期望。这种认识、理解和期望，对于立法者和执法者，不乏启迪意义。

（原载《杂文月刊》2023年第二期“飞镝鸣处”栏。）

（作者简介：唐汇寅，男，生于1950年，大专文化。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市杂文学会顾问，其杂文三次获得“克权杂文奖”）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