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国际学术界的南非政治学家罗伯特·克利特加德，在对大量腐败案例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力作《控制腐败》。他在书中演绎出一道“腐败的公式”：腐败所得-（道德损失+法律风险）>工资收入+廉洁的道德满足。这位政治学家还对这一公式作了如下的文字说明：“当贿赂所得减去该行为所承受的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被发现和被制裁的可能性）后，仍大于其工资收入和廉洁所带来的道德满足时，官员有可能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频频曝光的腐败案，大体上能以这一公式进行考量。

官员从事腐败行为，无论是公开索取还是暗底“笑纳”，都将要承受“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前者是与其从事腐败行为同时发生的，一旦收受第一笔贿金，那么，官员作为国家公务员，他的道德底线就已然被突破，成为“道德沦丧者”而将失去继续任职的资格。至于后者，则因贿赂的授受双方行为隐蔽、手段狡诈，其败露有了一个“时间差”，受惩处的“法律风险”往往不是“现世报”。甚或在“一对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特定情形下，某些官员受贿被发现被制裁则似乎成为了一种“可能性”。然而，可以断言，那些贪得无厌的腐败者倘不收敛，总有一天会东窗事发而承担“法律风险”，被发现继而被制裁是必然的，仅是一个时间迟早的问题。

既然受贿行为要承担“道德损失”和“法律风险”，官员何以还要铤而走险？罗伯特·克里特加德“腐败的公式”有一个关键词：“大于……”。贿赂显然有一种诱惑力，这种诱惑力减去“道德损失+法律风险”（这不止是经济衡量）“仍大于其工资收入和廉洁所带来的道德满足”，于是乎，利令智昏，什么“道德”“法律”，什么“廉洁”“为民”，统统置于脑后。恰如帕斯尔卡《思想录》中所比喻的那种人：“当自己眼前被放着一些东西妨碍看见悬崖时，他就会无忧无虑地在悬崖上奔跑了。”其后果不言自昭了。

罗伯特·克里特加德在论述“腐败的公式”时，措辞极为谨慎。他认为：在利益的诱惑下，“官员有可能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是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那么，官员在贿赂临门时，是否可能“产生从事腐败行为的动机”，关键在于是否有一种政治上的抵御能力，做到“眼不发光手不痒”。同样是面对贿赂，有些官员或悄然愧受，或始以推辞继以“笑纳”，或理所当然接受，甚或“明码标价”索取，但绝大多数官员则是堂堂正正永不沾“腥”。这种廉洁行为且不说源自立党为公、勤政为民的从政意识，至少具有一种“工资收入和廉洁所带来的道德满足”以及对法律的敬畏。舍此，是绝对经受不起金钱这一“灿烂的奸夫”（莎士比亚语）的诱惑而立于不败之地的。

值得一提的是，罗伯特·克里特加德另有一个“腐败条件”的公式，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迪：“腐败条件=垄断权+自由裁量权-责任制。”倘若由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和规范，在官员行使公权方面杜绝“垄断权”，压缩“自由裁量权”，并且强化“责任制”的监督和考核，那么，在官员面前就会筑起一堵无形的堤坝，令其产生腐败行为的几率降低，还一个清明的政治生态。

(作者简介：沈栖，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法治报》高级编辑)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