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5年(1800)乾隆死了，嘉庆真正亲政了，老爹留给他的是：吏治腐败、社会动荡、国库空虚、思想禁锢。而此时的西方，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及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相互激荡，相互影响，使西方国家全面进入了现代化。

此时的大清，太需要一位懂世界、有魄力、有勇气、敢担当的大政治家做皇帝。对外敢于打开国门，发展对外贸易和工商业，搭上刚刚起航的全球化之车，使中国主动从传统农耕社会迈入现代化之门。对内敢于壮士断腕，疗治已浸入骨髓的吏治腐败。然而——大清正“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的却是一个平庸的好人”(张宏杰语、浙江教育出版社《权力的面孔》288页，下同只注页数)，此人就是嘉庆皇帝。

在这个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嘉庆开出的治国药方是：“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照搬照抄“祖制旧法”。嘉庆在位25年，十分勤政，没有一天不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先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除巡狩和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问。阅读历代祖先留下的一卷卷《实录》和圣训，他认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宝藏。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晚年更是到了亦步亦趋、削足适履的地步。嘉庆21年(1816)，英国派以罗尔·阿美士德为正使的使团来到中国，嘉庆仍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英国是来朝贡的藩属之国。由于英使坚持不肯行三跪九拜礼，嘉庆将英国使团驱逐出境。这与乾隆接见英使马戛尔尼时的情形如出一辙，可见祖制对嘉庆来说，已入脑入心入魂。然而殊不知，大清此时所遇到的所有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畴。就像作战一样，清国需要的是先进的“船坚炮利”，而嘉庆却坚定地认为：祖宗留下的那些锈迹斑斑的“大刀长矛”，可以战无不胜，仍然“重农抑末”，打击工商业发展，片板不许入海，死后一系列的“爆雷”就是由此埋下的。

为什么在需要伟大人物的时候，却出了个平庸之辈呢？这是皇权的宿命，无解。皇帝是优是劣，全靠生。另外，只能“瘸子里面选将军”。乾隆一生共生了17个皇子，到他选定太子的时候，只剩了4个，八阿哥沉溺酒色，十一阿哥是个吝啬鬼，十七阿哥轻佻浮躁，唯有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这便选中了他，即嘉庆皇帝。(253)。皇子是什么？是锦衣玉食，是骄奢淫逸，是不食人间烟火，甚至是无恶不作。靠这种机制去选，能出伟大的吗？这是让公鸡下蛋啊！庆幸的是，嘉庆虽无大才，但私德很好，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假如此刻大清选了个如明朝的万历、熹宗之流，老百姓又有什么办法呢？还不仍得“照单全收”。

那么，能否采取些补救措施，比如为嘉庆配备一个高水平的智囊团，提高其执政能力。理论上讲没有问题，但实践中是死路一条。因为皇帝大都唯我独尊，自认天纵英明，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异议者轻的会遭痛斥，重的被罢官乃至杀头。说说嘉庆朝的大学士洪亮吉。假如把此时的大清比作病入膏肓的蔡桓公，那洪亮吉就是扁鹊，正因为“扁鹊”把“蔡桓公”的病看得太准了，故洪大人才被流放伊犁。晚清的龚自珍、郭嵩焘、严复等人均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治国大才。然而他们的仕途都很黯然。慈禧与11国开战，战前将主和派杀了，战后又将主战派杀了。总之她是“墨索里尼，永远有理”。故“智囊团”云云，无非是多几个冤魂罢了。

满脑腐朽的僵尸理念，对时代文明又一无所知，致嘉庆一朝危机四伏，内外交困，贪官遍地，民变四起，民不聊生。他自己也很痛苦，抱怨、迷惑、焦虑、愤怒、尴尬，填满了他在位的每一天，最后在“为君难，至朕尤难”的哀叹声中，于1820年呜呼哀哉。不过，嘉庆的运气不错，把鸦片战争甩给了儿子道光，把洪杨之乱丢给了孙子咸丰，把甲午战争、庚子之变扔给了曾孙光绪。其实，这一系列祸乱的根因都是他埋下的。之后的道光则成了新版的嘉庆，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作者简介：刘吉同，河南省新乡市杂文家，笔名为红河水、云边客）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