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电影表演大师赵丹讲电影表演，决不亚于看他主演的一部电影。我曾有幸经历过这样的情景。

　　那是1980年3月，文艺的春天迎风而来，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和上海电影家协会联合举办“电影艺术与电影评论”学习班。在学习班上主讲的老师，都是如今声名如雷贯耳的大师级人物，讲课地点在市宫剧场。记得老师上课除艾明之的《漫谈电影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分发油印材料外，其他老师均无讲课资料，都是列个提纲，临场侃谈。赵丹讲的就是他擅长的电影表演。他讲课时间原定于1980年4月12日，因健康原因被提前到3月23日。后来得知他当时腹部时感疼痛，到医院一查，原来患了胰腺癌，而且已是晚期，马上住进华东医院，结果半年不到，于当年10月10日就与世长辞了。因此他这次“漫谈电影表演”的演讲，很可能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讲演。他当时刚刚完成《银幕形象创造》书稿的写作,因此不少内容来自这部书稿，这部书于当年8月正式出版。

　　我们知道赵丹（1915—1980），原名赵凤翔，后改名丹，表示他追求革命，向往红色;祖籍山东肥城，生长于江苏南通，中学时代与同学组织“小小剧社”，出演进步话剧，就显露出他的艺术才华;后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工山水，课余追随陈凝秋、袁牧之等参加剧团;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从舞台走上银幕，先后供职于明星、昆仑电影公司;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一生出演电影40部，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被誉为“享誉国内外的人民艺术家”“诗意现实主义表演大师”。他的艺术成就影响了几代电影人，被称为“中国的电影皇帝”。

　　那天赵丹坐在台上，神情依然洒脱自如，声音依然洪亮有力，那双浓眉下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他先讲了自己的从影经历。他说：“最早我演戏只凭点感情，正像当时一般的业余演员那样。刚踏进电影厂，我连一点电影常识也没有，什么近景、中景、特写，一窍不通，只觉得新奇而又惶恐。好在‘小伙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倒也没什么杂念，一鼓作气，干了再说。除了水银灯刺眼有点吃不消，并不感到什么特别的困难，我像舞台上那样表演，不同的是眼前观众池换成了摄影机。不料，影片放出来一看，兜头一盆凉水，弄得我哭笑不得。原来我认为最得意的戏：比如好容易找到一个什么好的手势，竟没拍进去，或者拍出来的恰恰是脸部动作;一个好的姿势，拍出来的恰恰是难看的侧面或背影。最使我难受的是特写镜头中肌肉的颤动或抽搐，脖子像拨浪鼓儿似的一个劲儿在动，简直是不忍目睹。我这才意识到电影和舞台是两码事。我们在舞台上习惯于全身动作，任何一种情绪都是用全心灵和整个身体来动作的。”

　　说到这里,赵丹举例说：“舞台演员讲究的是姿态的挺拔、步伐的分量，而电影却偏偏要你分成许多部位来表演。比如明明是大笑，按照生理、心理的正常状态，按照舞台上的表演，总是前仰后合，可是电影里只拍你脸部的特点，你动得过分，就可能拍成后脑勺或下巴颏，一看，准知道是个演电影的生手。日子长了,我才逐渐发觉表演艺术需要技巧，无论舞台或电影都是如此，不过二者的适度和手段有所不同。”接着,他说到自己的表演体会是：“凡是按舞台表演方法表演的，必不耐看，日久更不耐看。如果按生活的面貌来表演，就顺眼、舒服。从这里好像领悟到一点电影表演的特性。单凭情感激动不是表演,在电影中更能暴露问题，需要有控制，有分寸，也就是说有技巧。要有即兴表演的能力，以及情绪的迅速转换和变化的能力。”

　　赵丹在银幕上成功地塑造了诸如林则徐、武训、李时珍、李白、烈士《红岩》中许云峰等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但他这天讲演并没多谈自己，而是侃侃纵谈他人的表演。他说：“现在银幕上，写了人(不是神)，又写了情的电影，我看有三十年代的《姐妹花》，胡蝶主演影片中大宝、二宝两个性格迥异的双胞胎姐妹，十分成功，当年连映60多天，场场曝满;七十年代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八十年代有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的《樱》。还有《啊，摇篮》《归心似箭》等。”说到这里，赵丹点评说：“《归心似箭》那个演抗联战士的演员赵尔康，有男子汉的魅力美，这是真正性格美，一扫以前银幕上的小生美，那些小生美其实是‘娘娘腔’。”赵丹的这段尖锐点评，对我们今天舞台上盛行“小鲜肉”形象也有借鉴作用。

　　在讲演中，赵丹还谈到了电影的表现手段。他说：“演员的场面调度成为电影蒙太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出现了长镜头，如推拉镜头、跟摇镜头等。还有色彩的运用、多画面、变焦距等。”那天赵丹特别提到了“声画对位”的电影表现手段。所谓“声画对位”，是电影中声音和画面形像各自独立又相互作用的结构形式。声音和画面形像分别表达不同的内容，各自独立发展，即在形式上不同步、不合一，但两者又彼此对列、彼此配合、彼此策应，分头并进而又殊途同归，从不同方面说明同一事物的涵义。它是一种声画结合的蒙太奇技巧，能产生声音和画面形像各自原来不具备的新的寓意，包括对比、象征、比喻等效果，给人以独特的审美享受。赵丹说：“我们以前大多用“声画并行”，而现在‘声画对位’的运用，这说明现电影已到了自由运用表现手段的新时代。但也有人反对，理由是什么 ‘拾人牙慧’‘洋镜头’等。”他说：“我认为不能一概排斥，要具体分析，首先要搞清习惯与民族化的区别，习惯其实包括在民族化中。但习惯不一定是民族化。其次，习惯也能改变，电灯是外来的，就是电影也是外来的。人总是从不习惯到习惯，一回生，二回熟么。当然这里也要有个过程，如‘意识流︐，在今天中国就‘意识︐不到，还‘流︐不起来。”

　　（作者简介：朱亚夫,笔名方波等，上海市人。曾任《上海老年报》总编助理兼副刊部主任、《军休天地》杂志主编等。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老年旅游专业委副主任。1970年在《人民日报》首发杂文，2009年以一篇杂谈，促成了一项全市性的“迎世博”活动，最后诞生了新“沪上八景”。有《杂坛徜徉录》《人生畅想曲》等专著10多本。）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