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恩不言报”，寸草心与三春晖，那是没法比拟的。何况，有些恩情，你连寸草心的示意都无法表达，只能永远埋藏在心底。

　　比如，10多年前我在北京采访时，松滋驻京办的一位朋友连续几天为我做饭，料理我的生活;六七年前，我在云南宣化和广东深圳滞留期间，山东的一位老教师辗转数千里只是为了见我一面，送我礼物。时光绵延，我虽然铭记于心，却根本找不到报答他们的方式，甚至已经没有了他们的联系方式。

　　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我出生地的一位村干部。

　　赵宏才，与我父亲是同龄人，在我读小学时，是我所在的桂花公社郑坪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郑坪大队并入斯家场公社旗林大队，他任大队副支书、支部委员许多年。所以，村民都称呼他为“赵支书”。

　　郑坪大队有很大一片“坪”，灌溉条件也不错，现在想来应当不至于贫穷的。可在当时，集体化的生产方式，“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高压政治，如果有谁多养鸡、多种菜，就会受到毫无人性的批判，因此没人能够富裕起来。每年，人们挥汗如雨“战双抢”、修水利，可是，土地使用过度，养分严重缺乏，许多田里只能长出秕谷，交了公粮之后，农民所剩无几，吃糠咽菜是普遍现象。

　　我读小学时，因为家里困难总是交不上学费。赵支书很关心我们家。每学期减免学费时，他都会主动提醒我父亲，以大队名义给我开出证明，让我们享受减免学费的待遇。在他的关照下，我在“小学附设初中班”的土桥小学顺利读完了初中。

　　初中毕业后，我考上了高中，学校通知了我家里，我对离开家里到区政府所在地王家桥去读书充满了向往。可是，我那老实巴交的父母实在难以筹措学费。况且，我家世代务农，亲戚中也没有一个可以关照我们的人，读了高中还是没有机会离开农村。于是，1970年初，尽管我懊丧心痛不已，但是我不得不终止学生生活，成为家中的一个劳动力。

　　初中生也算村里的“秀才”了，赵支书对我父亲说：“你的小儿子有点文化，让他到村里来做广播维护员吧。”

　　那时中国没有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是极其稀罕的东西。人民公社的每个社员家里都安装了一个喇叭，县有广播电台，公社有广播站，社员在家可以听到党的声音，了解当时的形势，接收公社、大队的通知。于是，我到公社参加了短暂的培训，学习电杆线路检修和喇叭的接线、维修等技术，每天在全大队巡回检查，维修线路和喇叭，让广播保持畅通。

　　大队建有一个林场，我这个广播员，属于林场的一员。也许是我太年轻不会取悦场长的缘故吧，场长常常要我干这干那，影响了我的本职工作，让我很不高兴。别别扭扭地干了将近一年，我这个广播员便被他的亲信所取代，回到了生产队。

　　因为有赵支书的关照，我回生产队不久，就当上了记工员。这一身份虽然没有权利可言，但体力上比一般社员要轻松一些。

　　记工员的任务，是丈量、计算、记录每个社员的工作量和工分。谁插了多少公尺的秧，割了多少田的谷子，挑了几担猪粪或塘泥，修建沟渠时挖了多少土，耕了几亩田，记工员得拿尺子量准，记好。长方形、梯形、圆形、圆锥形等这些土石方的丈量，让我在初中学的那点知识派上了用场。无论是丈量还是计算或记录，我都十分细心，因为工分是分配钱粮的唯一依据，一点也马虎不得。

　　正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头几年，除了做记工员，我还担任了生产队的学习辅导员。江青主导的“学习小靳庄”，让我的那点知识用到了极致。给社员们读报纸，宣讲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文件精神，编写顺口溜式的快板词让社员门上台表演，组织社员们跳忠字舞，在坡上坎下书写忠于领袖的标语，我的工作很多，自己也感到很充实，常常在家里吃完饭碗一丢就去工作了。

　　赵支书一直把我放在心上，关照的眼光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在生产队和社员们相处得很好，社员们学习小靳庄的表演也曾得过奖。干了不到两年，尚有话语权的赵支书又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让我到大队卫生室去当“赤脚医生”。这个工作，是许多人向往却无法得到的。

　　当时，全国学习优秀赤脚医生李月华，各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卫生室，由公社卫生院进行管理，少数药材由公社卫生院配给，更多药材靠自己从山坡和田野间去采集。

　　在主管医生郑明聪的指导下，我很快爱上了这项工作，把那点可怜的补助，都用来买了医学方面的书，包括《赤脚医生手册》《金匮要略》《伤寒论》之类读起来十分吃力的书。在那些娱乐方式极其稀少的日子里，我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费劲地揣摩中医书籍，理解并记忆前人的现成处方，期盼着在医学的海洋里尽快掬起几捧晶莹的浪花。后来，一位从父学医的朋友把我的五本医书借去了，一直没有归还，我心疼了好些年。

　　郑明聪医生是个很温和的人，长年面带微笑，从来不对人发脾气。他学的是中医，擅长治疗生疮长疖之类的病。对于我的请教，只要是他知道的，他都会细心告诉我。带着我翻山越岭、跨沟淌河寻找药材，他让我认识了上百种当地的中草药，贯仲、麦冬、百合、桑葚、枸杞、车前子……本地药材极其丰富，挖药成为我极其快意的一件事情。我对每一个患者满怀同情心，打针抓药总是小心了又小心。对于充满神秘感的中医，我结合书本知识反复揣摩，记住了“十全大补汤”“银翘散”“八珍汤”“四君子汤”“六味地黄丸”等数十个传世处方;如何根据不同症状有所加减，我在心里反复琢磨，一有机会就向前辈虚心请教，希望能得到更深刻更准确的认识。公社卫生院负责指导赤脚医生工作的老中医梅医生，对我特别欣赏，说我是全公社最善于学习、进步最快的卫生系统新兵。

　　万万没有想到，在我工作仅仅一年多、得到公社卫生院主管医生特别青睐的时候，我却被某领导人找了一个借口，让我回生产队去。离开自己满怀激情且已初露头角的“赤脚医生”这一岗位，我心头泣血，但无法反抗，求助无门。知情人告诉我：我之所以被挤了下来，是因为我们公社的书记答应了某县县长的一个请求——这位县长的妹妹嫁到我们大队几年了，希望能有一份离开农田的工作。

　　这时候，我多么盼望赵支书能站出来，帮我说一句话。可我知道，生性正直的赵支书已经在我之先受到排挤，靠边站了，没有了说话的机会。

　　满怀愤懑之情，我再次回到生产队默默劳动，消磨青春。举目无亲屡屡受挫，我感到十分憋气。郁闷中过了半年，冬季到了，我带着行囊，随着兴修水利的大军，成为修建南河水库北干渠的一位民工。

　　春节后一个多月，大量民工回家参加春耕大生产了，主要干部也回去抓春耕了。少数民工留了下来进行常年施工，驻扎在赶子幽大队农户家里，负责北干渠第一个隧洞的开掘工作，我也在留下来的队伍中;赵支书，成为旗林大队常年施工留守队伍的连长。

　　说是连长，全连只有40来人。除了连长外，还有一个工程员，一个政宣员，一个司务长，组成连队的管理班子。其中，生产的排班、计量、算工，都是工程员的事。

　　大约一个多月后，赵支书通知我，参加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只有五个人参加，赵支书在会上的发言，让我对他产生了高山仰止般的敬佩之情。

　　G某是连队工程员，赵支书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那坦荡的胸怀、直率的话语，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你也算一个老同志了，大队信任你，让你担任工程员，现在，连队总共只有40多人，你应该忠诚地为连队每个人服务，把我们旗林连带好。

　　“可是，你总是找理由往家里跑，什么联系谁来替换呀，拿什么东西呀，其实都是处理自己的私事，工分却一分也没有少。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这点私心吗?

　　“多拿点工分也就算了，半个多月前，你到团部去领了手套，全连40多双。这是劳保用品，开掘这个隧洞多么伤手，手套是必不可少的，你应该一领回来就发给大家。可是，你竟然不吱一声，把大家的手套偷偷拿回家里了。看到大家手磨出了泡，渗出了血，你的心里难道不感到惭愧?你的良心难道不受到谴责?

　　“你辜负了大队支部对你的期望，应该愧对连队每个同志。现在，我代表大队支部宣布，从今天起，终止你工程员的职务，不再留在连队了，回家去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接着，他郑重宣布，由我接任G某的工程员一职。此时的我，才19岁多一点。

　　经过几年农村生活的磨练，我的身体已经很强壮，甩动大铁锤打炮眼，用板车装运石块，合力架设水泥支架，我不会落后于任何人。连队中年人不多，多数是我这年龄段的青年人，万祖培、万德柱、荀国云、彭定云、覃兆祥、李文定……我们相处极其和睦，浑然不觉辛苦劳累，工作中同心协力，业余时笑声不断。赵支书虽然年龄较大，每天和我们一样裹着汗水参加劳动，没有落下过一天。掘进多少石方，是团部隔一两天来丈量一次的，我的任务，是排好班次，记载每个班次的姓名，在团部开出全连工分总数后，核算出每个人的工分。因为人心齐，干劲高，质量好，隧洞打通后，全团进行评比，我们旗林连获得了“先进连队”的称号，并且奖励给我们许多工分。最终结算时，赵支书脸上笑盈盈的，连队每个人都非常高兴。

　　开掘隧洞的常年施工结束了，这年冬天，我刚满20岁，又加入了修建文家河水库的大军，成为这支有着200多人的连队政宣员。第二年开春，我成为本队教学点的一名小学教师，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自此，我再没有见过一直关照我、提携我的赵支书。

　　在40年的教学生涯中，尽管我希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万种人，品万种味”，穿梭于京津广深汉等大城市，忙碌辛苦在所难免，但是，我的心中时刻念着“赵宏才”这个名字，铭记着他对我的好。尤其令我遗憾的是，我曾先后专程看望过于我有恩的小学、中学三位教师，但是，对关照我时间最长的赵支书，我的父母未曾言谢，我也没有任何报答之举。在我想来，赵支书在我家水米未沾却始终眷顾于我，是源于他骨子里的善良，包括对贫苦子弟的怜悯，对后生有为的期望。无论我用什么方式去报答他，只能是难酬万一，甚至是一种亵渎。唯有将他的大恩埋藏于心底，延续他的善良和正直，才是对他灵魂的最好慰藉。

　　安息吧，赵支书!我相信，你的美好人性，必将在世间得到发扬光大。

　　（作者为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松滋杂文》编委，出版有文集《星空疏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