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东风吹醒了我头脑中沉睡的记忆，时光一下子穿越到了40年前的1981年的春天。

那时的我是一名公社干部，在原西斋公社任团委书记。那时的公社干部从书记到一般的工作人员一律到农村生产队去驻队。上级要求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被分配到土岭大队第一小队驻队，而这个大队是全西斋公社各方面条件最差的大队，第一小队又是全土岭大队各方面条件最穷的小队。为了加强领导，公社党委书记刘仁禄同志也包点，驻点在土岭大队。

到了三月上旬，农村的“犁耙水响栽黄秧”的春耕生产马上就要到了。生产大队召开了春耕生产动员大会。开会回来后，一小队的雷队长对我说，队里没有一分钱去买春耕生产必须的“种子、农药、化肥”等物资，问我怎么办？能不能去弄点钱。我一个驻队干部且还是一小姑娘伢的“工作同志”，去哪儿弄钱，真是急死人啦。俗话说，情况紧急时傻子被逼急了也成诸葛亮。我突然想起前几天到县里参加全县团委书记会议时，听团县委副书记黄昌凤说，她们团县委同县委康书记一起驻队，在驻队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种田积极性蛮高。我问什么叫“联产承包责任制”？黄副书记说：“两个字，分田。就是把生产队的农田分到各家各户去种，然后把上缴国家的公粮、水费、提留等按田亩分摊到各家各户自己去上交。”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县委康书记在驻队能分田，我一个公社的小干部为什么不能分。我把想法告诉了生产队长和全体队委会干部，大家都同意分田，但又怕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我说我回公社去向刘书记汇报，您们在家把水田、旱田、山林、堰塘、耕牛、大型农具等详细统计出来等我回来。可不巧刘书记不在公社，去县里开会去了。那时没有手机通讯，我找不到人，这个“分田”的事也没有汇报成，只好又返回驻队。当时我的胆子特大，敢假传“圣旨”，我对雷队长说：“刘书记叫我们先搞个方案交农民们讨论。于是我们召开了队委会，代表会、座谈会、社员大会。最后确定分田方案按“人七劳三”的比例分田，即人口分田占七成比例，劳动力分田占三成比例。上缴国家的公粮、水费、提留等按所分的田亩分摊。由于把田分到了各家各户，原先没有钱买的“种子、农药、化肥”等物资，农民们自己想办法去弄，当年的春耕生产形势一片大好。紧接着全公社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工作全面展开，西斋公社还在土岭一小队召开了现场大会，雷队长在大会上介绍了“分田”经验。

当年的10月份，我从西斋公社调到了团县委会工作，后来有熟人同我开玩笑说，我能调县里工作，是因为我分田有功。是不是这个原因调动工作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农村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行的改革开放，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的人生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改观。

（作者为湖北省杂文学会松滋分会党支部书记、理事）

编辑：张启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