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年轻人给杨绛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仰慕之情，并倾诉了人生困惑。杨绛回信中除了一些鼓励的话语之外，写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诚恳而不客气：“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想想我们这些杂文作者或杂文家，也存在同样问题：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写得太多。

　　尤其是近日我看了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于20世纪40年代末所著小说《一九八四》以后，这种体会更深刻了。此书与英国作家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作家扎米亚京著作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奥威尔刻划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揭示了任何形式下的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甚至整个国家成为悲剧。我最早听说这本书，是在二十多年前，看到作家王小波在多篇文章里极度推崇这本书，他在《怀疑三部曲》序里说：“1980年，我在大学里读到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是一个终身难忘的经历……他的噩梦在我们这里成真，是因为有些人以为生活就该是无智无性无趣。”王小波在《盖茨的紧身衣》里又称：“《1984》这样的书对我有帮助，是帮助我解决人生中的一些疑惑。”当时我并不以为意，没有认真找这本书，也就慢慢淡忘了。

　　2017年是王小波去世20周年，我又翻出他的旧文，这才下决心把《一九八四》认真读了几遍，确实是茅塞顿开，相见恨晚，获益匪浅。这本书是一部政治寓言，说的是40年后的1984年，大洋国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功能的“电幕”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运转。大洋国只有一个政党，人们分为核心党员、外围党员和无产者三个阶层。政府机构分为四个部门：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负责镇压，真理部负责宣传和教育，富裕部负责剥削。在“真理部”从事篡改历史的外围党员温斯顿逐渐对社会和领袖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利亚产生感情，因而成为思想犯，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最终成为了“思想纯洁者”。

　　凡是读过《一九八四》、又有一定阅历的人，就会了解到前苏联和中国的文革时期和他的预言是多么的相像。伟大的作家不仅描述历史，书写历史，而且预言历史，奥威尔非常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不仅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作出了许多超越时代预言。因此，他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九八四》是一部厚重的小说体裁的杂文，尖锐的讽刺，无所不在，深刻的揭露，比比皆是，特立独行的思考，贯穿其中，更可贵的是，他的天才预言后来都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就像狄更斯的《双城记》无意间预言了巴黎公社一样。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什么是杂文，怎么写杂文，如何实现杂文作用的最大化，《一九八四》都堪称样板。一个杂文作者或杂文家，如果不读《一九八四》，不能说就写不出杂文了，但至少对杂文的理解，对讽刺手法的掌握，都会是一种缺憾，肯定会影响你的写作水准和思想高度。因此，我们不能埋着头一个劲地写，还要多读书，多思考，多借鉴。有不少杂文家写了几十年，多达几千篇、几百万字，但有影响的作品不多，原因何在?还是回到杨绛先生那个结论上：“写得太多，读书太少。”别的书且不说，对于杂文家而言，《一九八四》是一定要读的，其内容究竟妙在何处，有何裨益，不妨读完再来议论。

　　（陈鲁民简介：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大校军衔，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郑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郑州市杂文学会副会长。有多本杂文集出版，获全国首届鲁迅杂文奖金奖。）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