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小小的杂文，由于说到了敌人的敏感处，结果日本军国主义借机发难，暴跳如雷。国民党当局狼狈不堪，又是查办大员，又是审判编者，又是通令全国，闹得朝野鼎沸，全国震惊，中外哗然。这就是1935年5月发表在《新生》周刊上的《闲话皇帝》事件。《闲话皇帝》事件是中国杂文史上有影响的事件之一。

　　《新生》刊出《闲话皇帝》

　　《新生》周刊是一份综合性的杂志。由“民主革命的先驱、共产党的患难之友”(肖克语)杜重远先生主编，艾寒松助编。周刊于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刊，其宗旨是继承邹韬奋《生活》周刊的精神，以求中华民族新生为目标，宣传民主进步与抗日救国。周刊着重刊载政治、时事、学术等方面的政论和杂感，尤其是周刊中辟有杂文专栏“老实话”，更以抨击时弊、呼号抗日为己任，洋溢着悲愤激越的爱国之情，很受读者欢迎。在《新生》周刊上，鲁迅曾发表过《中国语文的新生)等杂文。《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中收有杜重远的13篇杂文，其中10篇发表于《新生》。因此，《新生》周刊是当时有影响的进步期刊，用鲁迅的话来说，是“尚可观而被压迫也最甚”的刊物之一。

　　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二卷第15期发表了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发表的一篇杂文《闲话皇帝》。《闲话皇帝》1000来字，共分五段。由于是杂文小品，故内容是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第一段是从刘邦当年看到南巡的秦始皇“声势威赫、臣仆如云”的情景，不禁脱口而出“大丈夫也当如是耶”谈起，论证皇帝的威严。第二段是举例说明，皇帝虽严威但不一定都是幸福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倒霉的皇帝”。第三段是议论当今时代皇帝已有名无实，大都已成愧儡。第四段，以南斯拉夫和暹逻国王为例，进一步说明皇帝是愧儡。第五段点出满州国伪皇帝溥仪是愧儡的傀儡。文章名为《闲话皇帝》，确实写得信手拈来，涉笔成趣，谈古论今，洒脱有致，融叙事、议论于一体，寓事理于古今知识之中，是篇好杂文。尤其是第三段更为精辟，当论及现在皇帝已成傀儡时，信笔写到日本天皇：

　　就我知道的,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亲,也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本着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上面已经说过现在日本的天皇是一位喜欢研究生物学的，假若他不是做着皇帝,岂有许许多多不相干的事来寻着他，他的生物学上的成就，也许比现在还要多些。据说他已经在生物学上发明了很多东西，在学术上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然而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失“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的统治上，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部分人的罪恶。

　　第五段的结束语，也是神来之笔：“在现今的皇帝中，最可怜的恐怕还要数到伪满洲国的伪皇帝溥仪了。做现在的皇帝，本就等于愧儡，而溥仪更是傀儡的傀儡，自然益加感到做皇帝的悲哀，如同过去所有的末路皇帝一样吧了。”

　　日本兴师问罪

　　就是这么一篇杂文小品，就是这么一段闲话“天皇”的文字,却为《新生》杂志招来了飞来横祸，使文坛上笼罩着一片压城乌云。

　　先由日本帝国主义发难。这期《新生》出版第二天，上海日文报纸耸人听闻地用头版头条报道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妨碍邦交”，嗾使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闹事。6月7日，日本驻沪领事和武官出面，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几点无理要求：一、立即禁止该刊发行并严禁转载;二、惩办该刊负责人及该文作者;三、惩办负责审查人员;四、中宣会及沪市府书面道歉等。这些本是无理要求，可南京政府因忙于“剿共”，竟屈从压力，一一允诺。旋即立案查办，速度是惊人的，不出几日,调查就有了眉目，认为日方所告“属实”。于是训令上海市政府派要员向日方道歉;以“失责”为由，撤换上海市公安局长;取消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革掉该会检查官项德言等七人的职务;派人查封《新生》周刊。6月10日,南京政府还亲自出面，向日方“谢罪”，表明心迹，颁布“敦睦友邦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团体，以妨邦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 “凡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反日宣传者，处以妨害邦交罪。”7月7日,事态发展到了高潮，国民党当局逮捕了《新生》主编杜重远，南京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合发出媚外的命令：“此次新生记事,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碍邦交，以后国民须尊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记事，违者严惩不贷。”不出三天,杜重远被判徒刑1年零2个月,立即执行，被解至地处上海漕河泾的江苏第二监狱关押。

　　几乎在“《新生》事件”发生的同时，美国有家报纸上也刊载了一幅漫画，画面是日本天皇拖着一架大炮，大炮上载着“诺贝尔和平奖”证书，以此来讽刺日本表面高喊和平友善，实则穷兵黩武。这幅漫画也引起了日本的抗议，但美国政府对这些要求不予理会。漫画的作者也发表声明，说自己只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个人有发表言论的权利。此事最终不了了之。此事与《新生》周刊一案异曲同工，结局却大相径庭。这只能说明国民党当局软弱无能、媚日屈从。

　　《闲话皇帝》事件引起了进步文化界的关注和抗议，在党领导的“中国民族自卫委员会”的组织、发动下成立了“新生读者会”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后援会”，并组织群众进行了示威游行，进步文化界联合发表《为新生事件告全国同胞书》。以后,许多外国报纸也争相报道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较大反响。

　　《闲话皇帝》事件发生后,鲁迅先生十分重视，在自己的著作中,有5-6次曾经提到此事。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指出,国民党政府“大约是受了日本领事的警告罢，那雷厉风行的办法，比对于‘反动文字︐还要严：立刻该报禁售，该社封闭，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判处徒刑，不准上诉了，却又革掉了七位审查官,一面又往书店里大搜涉及日本的旧书，墙壁上贴满了‘敦睦邦交︐的告示。出版家也显出孤苦伶仃的模样。据说：这‘一秉大公︐的‘中央宣传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不见了。拿了稿子，竟走投无路。”这段文字，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对内压制，对外妥协的丑恶行径。

　　这里有一点要作说明,鲁迅文章中提到“编辑杜重远已经自认该稿未经审查”。据我当时从杜重远女儿杜颖处得知,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刊登《闲话皇帝》的这期《新生》全部文稿，是经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并发给了审查证的。该年7月1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预审开庭前，国民党要员多次“面恳”杜重远出庭,并关照他切勿说出该期文稿已经审查，请他“体念时艰，出面担责”，一再保证，绝不判刑,最多罚款了事;而且该项罚款，“也由党部负责”云云。杜重远为了保护作者艾寒松，让其安全离沪，假意同意了这一要求。到预审开庭，杜不顾威逼利诱,当堂把真相都抖露了出来，严正指出:一、新生周刊是依法登记的刊物，每期文稿都经审查批准,所以作者、编者不能负责;二、《闲话皇帝》一文,纯属学术性探讨各国政治历史的小品文字,并无违法之处;三、作者对日本天皇,本无恩怨,本刊反对的乃是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他说：“我与日本天皇并无仇怨，我是日本留学生，日本的情形我完全了解，我在日本有老师有朋友，我决不会攻击日本某私人，我要反对的是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结果,法庭满座哗然，法官瞠目结舌，无词以对，只得匆匆结束审讯。一时间，上海当时各日文报纸严词“指责”中国当局办事不力，声称要国民党中央党部负完全责任，日本武官甚至对报界提出：“‘新生事件’非外交方式所能解决。”随即日本人将军舰开到吴淞口外。国民党政府惊恐万分，在政治高压下，乃密令“牺牲杜重远,取消《新生》周刊”。于是，编造假相，欺骗舆论，匆匆宣判杜重远，还蛮横地剥夺了其上诉的权利。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国民党政府的昏庸无能、媚外投降的面目。

　　鲁迅打抱不平

　　“闲话皇帝”，本是杂文的热门话题。鲁迅在《华盖续集》中就有《谈皇帝》一文。但《闲话皇帝》事件后，国民党当局又乘机压制进步言论，进一步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对此，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在《回忆书简•散记》中记叙了其亲历的一件事情。它无论是对于鲁迅研究，还是现代杂文史研究，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不妨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我的第一本书,最初也是经鲁迅先生介绍给一家书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当时因为杂志上一篇《闲话皇帝》的文章触犯了天皇,引出日本政府的抗议,国民党政府请罪道歉,慌做一团,检查官更是手忙脚乱,正在捧着饭碗发抖。书店的原稿送去审查,凡是涉及皇帝的地方,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一从秦始皇到溥仪,从凯撤大帝到路易十六,统统都给打上杠子,删掉了。好几处还写着莫名其妙的批语。我一时气极,带着发还的原稿去见鲁迅先生,把这些地方指给他看。

　　“哦,皇帝免冠啦!”鲁迅先生说。

　　“你看,还给我加批哩。强不知以为知,见骆驼就说马肿背,我真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讲这些昏话!”

　　“骗子的行当,”鲁迅先生说,“总要干得像个骗子呀。其实,他们何尝不知道是骆驼,不过自己吃了《神异经》里说的‘讹兽’的肉,从此非说谎不可。这回又加上神经衰弱,自然就满嘴昏话了。”

　　鲁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转身扶住椅背,立定了。“要是书店愿意的话,”他说,“我看倒可以连同批语一起印出去。过去有钦定书,现在来它一个官批集,也给后代看一看,我们曾经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还要让它‘留芳’百世吗?”

　　“这是官批本”,鲁迅先生认真地说。“你就另外去印自己的别集。快了!一个政权到了对外屈服,对内束手,只知道杀人、放火、禁书、掳钱的时候,离末日也就不远了。他们分明的感到:天下已经没有自己的份,现在是在毁别人的,烧别人的,杀别人的,抢别人的。越凶,越暴露了他们的卑鄙和失败的心理!”

　　听着鲁迅先生的谈话,昏沉沉的头脑清醒过来,我觉得精神百倍了。……

　　现在有人认为国民党当政的1927-1937年是政治清明、文化繁荣的“黄金十年”，可我们从《闲话皇帝》的风波中，看到的分明是政治黑暗、文化专制的昏庸十年，是一个列强横行霸道，人民惨遭欺凌的时代。幸运的是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简介：朱亚夫,笔名方波等，上海市人。曾任《上海老年报》总编助理兼副刊部主任、《军休天地》杂志主编等。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上海老年旅游专业委副主任。1970年在《人民日报》首发杂文，2009年以一篇杂谈，促成了一项全市性的“迎世博”活动，最后诞生了新“沪上八景”。有《杂坛徜徉录》《人生畅想曲》等专著十多本。)

　　编辑：杨东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