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先生在《<鲁迅杂感集>序言》中说：“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评论。”依我看来，既然是文艺性的，那么杂文就不一定归于评论的范畴，只是创作上借鉴了评论的表现手法。我感悟，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社会批判性文体。“文艺性”是杂文的创作手法，“社会批判性”是杂文的性质。杂文不同于时评，也不是小评论。它是一种独立性的文体，跟小说、散文、诗歌是并列的。如果把杂文广义地划归散文、小品之列，对杂文来说也有失公允，缺失了杂文应有的位置，不利于繁荣杂文创作，发展杂文事业。

　　其实，一些优秀的杂文名篇，连评论的影子也没有，比如丰子恺先生的杂文《口中剿匪记》。

　　江苏省徐州市杂文学会会长袁成兰女士是一位优秀的女杂文家。她曾经写过一篇简短的、精炼的杂文，叫作《我儿无儿》。全文是这样的。开头两句：“一只破碗伸到我的面前，‘大姐行行好，给点吃的吧!’原来是位衣衫褴褛的老者在向我行乞。”作者仅用两句场景描写，用“一只破碗”“衣衫褴褛”两个词，就把一位雪地里艰难生活的贫困老人乞讨的画面勾勒出来。接下来是16个句子的对话，八问八答，全部是语言描写。对话是这样的：

　　第一句问话是：“大爷，您今年高龄多少?”

　　大爷回答：“82岁了。”

　　第二句问话是：“下这么大的雪，为什么出来要饭?”

　　答话是：“家里没有吃的。”

　　第三句问话是：“家里还有什么人?”

　　答话是：“没有人了。”

　　第四句问话是：“那您为什么不进养老院?”

　　答话是：“我不够条件。”

　　第五句问话是：“什么条件?”

　　答话是：“无儿无女。”

　　第六句问话是：“您有儿吗?”

　　答话是：“我有儿。”

　　第七句问话是：“您儿为咋不养活您?”

　　答话是：“儿子进了养老院了。”

　　第八句问话是：“那您咋不进养老院?”

　　答话是：“因为我有儿，我儿没儿。”

　　这篇杂文连标点符号，一共164个字，加上标题“我儿无儿”总共才168个字。它就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杂文。这篇杂文也没有评论的影子，但它把行政部门囿于条条框框，不切实际的作风，给予了揭露、批判和辛辣的讽刺。无论要谁来看，要谁来读，要谁来评，这篇文章都是一篇好杂文，但是它绝对不是一篇评论。

　　既然杂文要讲文艺性，就必须有文学性。民国教材里面有一篇课文，说是春天到了，窗台上放着一盆水仙。父亲有两个儿子，他要两个儿子把这一盆水仙写出来。大儿子是这样写的：“水仙花为多年生之草。叶细长，有并行脉。茎生于叶丛之间。花为伞性，其色白，别有杯形之副冠，色黄。其地下茎为块状。”此文连标点才55个字。小儿子是这么写的：“今有仙子，姿态楚楚，带袅，裙长，凌波无语，名曰水仙，真无愧也。”此文更短，连同标点才31个字。父亲这样评价他的两个儿子。他说，大儿子写的是科学家之文，小儿子写的是文学家之文。杂文创作就要把杂文写成文学家之文。如果突破了杂文是评论这个传统的概念，真正把杂文写成文学家之文，杂文创作将是多元的，将会呈现一个缤纷的世界。如果把杂文真正写成了文学家之文，语言形象生动而不苍白，内容有血有肉有筋骨，既可读又可品，杂文就会产生深刻的感染力，更好地发挥“社会批判性”功能。

　　要把杂文写成文学家之文，就要注重杂文的文学性。可以这样比喻，没有文学性的杂文就是稻草人，有文学性的杂文就是鲜活的生命。稻草人在秋天的田野里可以吓唬麻雀，但是秋风一起，霜一打、雨一淋，稻草人的生命就终结了。但是，和有生命的人一样的鲜活的杂文，它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还可以这样比喻，没有文学性的杂文就如柴禾，有文学性的杂文就如小草。柴禾一经燃烧，虽然也能生一点热量，发一点光，但是顷刻间灰飞烟灭。小草就不一样了，它的生命力十分旺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就像夏衍先生在散文《野草》中写的，它能从石头缝里钻出来，能显示一种“有弹性，能屈能伸的力，有韧性，不达目的不止的力”。

　　注重了杂文的文学性，杂文就有了生命力;注重了杂文的文学性，杂文创作就会走向一片新天地，我们就永远拥有杂文时代!

　　(2020年2月22日改定于东方书院)

　　（作者为全国各地杂文学会联席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杂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湖北杂文》执行主编、湖北省松滋市杂文学会名誉会长）

　　编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