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言善非难，行善为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唐纪·四十五）》中如是说。意思是讲，知道自己的错误并不难，真正难的是改正错误；说几句好话并不难，真正的困难是做好事。在1063年前的历史条件下，司马光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言之凿凿，千真万确。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仍然符合眼下的实际。

但是，历史又前进了1000多年的2022年，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具体情况要进行具体分析，应该说，“非难”与“为难”是一个客观存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对错误或挫折，有的时候认识难、改也难，甚至认识比改更难。倒是有时候，一旦认识了，改就势如破竹了。比如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民共和国，就用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历史周期率怪圈的实际行动，改写了“非难”“为难”的历史。让“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历史，没有在新中国重演。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官不佐五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的什么呢？靠的“民主新路”。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岂敢松懈。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几代主要领导人，都把“为人民服务”当宗旨，都“以人民为中心”，群众针尖大的小事，也是天大的大事。凡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否则，就扭住不放，举一反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政党、一地方乃至一国都这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天灾”（三年自然灾害）加“人祸”（“虚报浮夸”“一平二调”“铺张浪费”“强迫命令”），导致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级关系受损害，严重阻碍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提高。据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抉择：一个“七千人大会”，一个“人民公社六十年”，一封给省、地、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六级干部的信，既声势浩大又一针见血。不到一年时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人心思齐，步调一致，很快使国民经济步入正轨，日新月异。涉及全局性的过失、过错这样，触及局部的也亦如此。陕西省原省委书记赵正永，明知故犯，拒不认错，在习总书记六次严厉批示后依旧我行我素。习总书记和党中央、中纪委和国家监委不得不派得力专班，安营扎寨，终将涉及秦岭北麓1194栋违建别墅彻底处理到位，收回国土4557亩，退还集体3257亩，复绿2646亩。赵正永涉足受贿被判处死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从而让正义声张，正气彰扬。无可雄辩的史实告诉我们，“非难”与“为难”都是相对而言的，小自个人，大至国家，都要闻过则喜、知错即改。“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现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上行下不效”。即使习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再清楚不过指出了是什么错误，造成了怎样的危害，错在哪里，怎么纠正，下面有些地方的关键少数人，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直到巡视组、督办组查得水落石出，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律处分，有的甚至依法制裁了才认输、认错、认罚。何以如此呢？主要是这里的少数领导，特别是“一把手”，有的对“两个确立”“两个维护”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他们不惜以损害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公信力为代价，为所欲为；有的可能有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的嫌疑，切肉连皮，不会自己拿刀子割自己身上的烂肉；有的可能既有“小圈子”、沆瀣一气，又有“保护伞”、网开一面……但最终都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必须十分明白，我们中国一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证明，我们都是在正确战胜错误、新生战胜腐朽、前进战胜倒退进程中发展壮大、繁荣富强的。凡坚持错误不改、抱住腐朽不放、总是只退不进的人，没有一个不被历史前进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特别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随时随地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先锋战士。对了就坚持，错了就改正。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利益改正错的。这样习以为常、自然而然了，就化难为易、化难为机了。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什么行之所在。

这难那难，千难万难，只要我们党和人民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勇气和智慧，党提出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就一定能如愿以偿。

（作者简介：黄代荣，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杂文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松滋杂文》编委，编辑出版有诗文集《心地烙印》，诗词集《洈水一滴》）

编辑：张启跃